“步枪零件多，简单分三个，枪身、枪机和枪托。”
“手榴弹，威力大，二三十米达，杀伤人和马。”
“天荒荒，地荒荒，我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地主老财是豺狼。”
连队进村了，干部去号房子，士兵往路边一坐，文化教员把块小黑板往树上一挂，就开始上课，识字学文化。教材就是这些顺口溜，有的是上级发下来的，有的是文化教员编的，易懂易记，既学文化，又学军事，还搞了政治教育。时间宽裕，一个顺口溜就是一课。有时要分成几课，反正见缝插针，有空就学。赶上反“扫荡”，隔上十天半个月，接着再学。
那时，连队都编制有文化教员。上课时，文化教员把字写在黑板上，讲明字义，教员念一声，百多号人跟着一齐念。先认后写，先上后下，先横后竖，先左后右，一笔一画，大家拿根草棍，在地上跟着写画。行军时，背包上挂块硬纸板，上面用粉笔，或从老乡家灶坑里捡的炭疙瘩，写上几个字，有空就瞅，默写默念。都记住了，就让过一个人，再学另一个背包上的字。
作为班里的学习组长，赵兴元的主要职责是辅导大家消化课堂上未能消化的东西。
他到12班时，全班11个人，6个文盲，其余4个原来也一个大字不识，但是老兵都识得几十、百多个字。那时参军半年，记性好、爱学习的，就能认上几十个字。环境那么艰苦，部队学习成风，上级抓得紧，大家也爱学。学军事，学政治，基础是文化。不识字，没文化，军政素质也难提高。在家时念不起书，“不怨爹，不怨娘，地主老财是豺狼”。现在有条件学习了，再不学习就怨自己了。那时那人也非常尊重读书人，像赵兴元这样念过半年义学的，在班里就算个小圣人了。
也有不爱学习的。王振清参军半年多了，问他“王振清”3个字怎么写，这一会儿笨笨巴巴能写出来，那一会儿3个字就能错两个。他打仗勇敢，干活舍得出力气，一听识字、学文化就头疼，就说班长俺去趟茅房。班长批评他，他有一堆理由：俺都快40岁的人了，不比你们年轻人，又长个榆木疙瘩脑袋，没什么出息了。在家撸锄杆子，当兵扛枪杆子，行军不掉队，冲锋不落后，打枪也不赖，这就行了呗？
班长就说：你算算，咱们连比你年纪大的有多少，谁像你，到现在还常把自己的胳膊腿安错了？你没参军，俺不认识你，你愿当睁眼瞎，谁也管不到你。你若是笨，天生的榆木疙瘩脑袋，俺们当班长、当学习组长的，也不会难为你。可你干什么都又精又灵的，怎么学文化就成了榆木疙瘩脑袋？你说这不耽误你打完仗回家撸锄杆子，人家苏联农民都用拖拉机种地了，咱们将来也一样，没文化，连地都种不好。
这个王振清可让赵兴元操老心了，半年后离开12班时，好歹也能认上几十个字了。
班长毕法四原来也是文盲，可他勤奋，爱学习，又聪明，除了赵兴元，是班里识字最多的。对赵兴元的工作也积极配合，给他撑腰。还时常提醒他，要辅导好别人，自己也要努力学习、提高，学问不压人，这世上有多少文化也没有够用的时候。
后来，党小组长让写那篇文章时，赵兴元觉得自己也变成了榆木疙瘩脑袋。当班长后忙了，有时就顾不上学文化了，有时还想说不一定哪一仗就打死了，学得再好有什么用？那时，不爱学习的人许多都是这种想法。这时，赵兴元就会想起班长的这段话，也就明白了党小组长的良苦用心。那时不那样逼他，就凭读那半年义学，别说后来当团长、师长，就是当个连长、营长，又要受多少憋呀？
现在想来，国民党当年也做点好事。一是放脚。好像父亲还在世时，一些“官家人”来宣传妇女解放，见谁缠足，就给你放开。许多人往山里跑，去亲戚家躲呀藏呀，像80年代初计划生育搞结扎似的。那时那人死脑筋，谁家姑娘不缠足，叫“大脚婆”、“母夜叉”，嫁不出去。二是办义学。从城里来几个老师，村里一个大庙当学校，没钱也能去念书。每天念半天书，那半天回家放猪、放牛、打柴，帮大人干活。赵兴元那学习小组长，就是这么念来的。念了半年，赶上“七七”事变，义学就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