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浙北盘桓了近一个月，浙江之弊，一言难尽。仅亏空一弊便使上下官吏纠缠于还不完、算不清的人情之中。上官婪索，下官不得不送，而下属一旦送之，又攥住了上司的把柄，互相勾连，以致吏治败坏。而亏欠之银，本任并不设法弥补，往往交于后任。每任上都有亏空，越积越多，却无人追责。另一方面，官仓空虚，大计之时，往往设法弥补，或借与大户，或取于百姓，扰民生事，实是浙江一大患。王亶望为政无方，弄下了这么一个烂摊子，需用重典方能有效，切不可一味怀柔啊！”（大计指每三年一次的官吏考核和审计）福崧听了不以为意，哈哈大笑道：“窦侍郎说的极是。”却并不表态。
国栋、李卫源等人听了则恨得牙根痒痒。什么“需用重典”，意思是要让我们这些人坐大牢呀！再来一个甘肃案第二？“上官婪索，下官不得不送”又是暗指谁呢？在座的哪一位没有下属和上官？原来以为福崧难对付，没想到又冒出一个带刺儿的。
李卫源夹了一块红烧鱼大声道：“这厨子是怎么做的菜？不把刺去掉！成心是要扎着我们呀。”
国栋笑道：“红烧鱼有去刺的么？”
“谁知道？以前没觉得，今天这鱼刺真多！”
虽说话里话外，带着挖苦，但窦光鼐和没事人似的，面无表情，该吃吃，该喝喝。
杭州知府杨先仪放了筷子还想说两句，刚说了一句“福大人……”只听嗖－－啪的一声，一只利镖带着一张泥金笺直钉在福崧面前的桌子上。
杨先仪“啊……”的一声，向后仰躲，直坐跌到地上，国栋也慌忙站起，一不小心连人带椅翻倒在地。饶是窦光鼐心如止水，此时也大惊失色。旁边桌上有带翻碗碟的、有碰倒桌椅的、有喊拿刺客的、还有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声问话的，乱成了一锅粥。一群亲兵围上来，如一堵墙般将这桌几位大员护了个严严实实。
福崧是经过战阵的，当年平苏四十三叛乱，火枪把帽子都打飞了，尚临阵不乱，此时更是镇定自若。命令道：“不过是一小贼，各位请归位，连总兵，你立刻派人将那边大树，和几座院子围了，此镖是从那边高处来的。再带人将周围搜一遍，凡有高屋大墙茂林之处要格外注意。其他事宜，有劳常青将军安排。”
说罢低头将镖拨起，将镖下的泥金笺拿在手上细看。在座的人各怀心思，一齐盯着福崧。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很有可能是有人雇了武林高手飞镖递状子。状子所告何人？杨先仪仔细想了想，自己最多不过拿过别人八百两银子，也没和什么富家结仇啊！决计不能与自己相关，杨先仪用余光瞟了瞟国、李二人。只见李卫源痴痴地紧盯着那泥金笺，身子使劲地往前凑；国栋则心神不定，眼珠子左右乱转；窦光鼐已经坐下，一脸冷笑，自斟自饮。过了一会儿，福崧看完，表情淡漠道：“不过是场普通民讼，却用这种方法。江浙的风气实在可恶，一定要整治整治。”
李卫源笑道：“大人说得是。”他一边说一边伸出手去，要接过那张纸，想着是福崧看完了，该让大伙儿依次瞧一瞧了，哪知福崧手腕一翻将这泥金笺塞进袖中，说道：“各位继续用饭，别让一个小贼搅了大家兴致。”
十二风声渐起，春虫噤声，只闻树叶“哗哗”作响，如波涛翻滚，福崧的心也如浪拍一般。他来到巡抚衙门，好容易将众官打发走，独自一人走到后衙书房，让两名戈什哈在门口守着，吴盛留在书房侍候，然后将那张飞镖传书打开，又细细看了一遍。众人猜得不错，这的确是张状子。状子打开来只有八开大小，上面端端正正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楷。说是状子，并未用状子的格式。一开头便直接写道：告浙江平阳知县黄梅不法事。接下来详细列了黄梅两条罪状，一条是黄梅强行征派额外的征赋，以弥补国库亏空。百姓不堪忍受，聚众要求按正常收税，遭到镇压；另一条是平阳县乡绅吴荣烈之子吴日成进杭州告状，后来去金坛县寻去那里办案的布政使国栋，但国栋那时已经回省，而吴日成则在金坛县南街镇被黄梅所派的刺客杀害。
福崧在城外初看此状的时候，凭着他多年的经验，已经断定这张状子上所列事实，十有八九并非虚构。因怕此案涉及杭州官员，所以当时不肯将状子递出传看。此时再看一遍，福崧已是坐不住了，气冲牛斗，“啪”地一声将茶碗重重墩在桌上，自言道：“一个小小的县令尚且如此猖狂，跳梁不止，欺下瞒上，虐害一方。甚至做出杀人灭口的不耻之举，浙江吏治可见一斑。”又抬头指着家人吴盛道：“去将国栋和李卫源请过来，让他们立刻过来见我，不得以任何理由推托迟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