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我很喜欢看《加拿大股票行情表》，有一天，我在上面看到一只名为Calder Bousquet的股票。我并不熟悉这只股票，也不知道这家公司是生产什么的，但它的名字听起来很美妙，我喜欢它的发音，于是就以每股0.18美元的价格买了5 000股，价值900美元。随后我必须飞到马德里参加演出。
一个月后，当我从马德里回来再翻开报纸找到这只股票的报价时，它已经涨到0.36美元/股，比我当初买进的价格高出了一倍。于是我将其全部卖出，获利900美元。
这纯粹是撞大运。这绝对是撞大运，因为我并不知道这只股票为什么会涨，而且如果不是要到西班牙去跳舞，我可能在股价涨到0.22美元时就已将它卖出，根本等不到翻倍的时候。我在西班牙时看不到加拿大的股票报价，不知道股价走势也就不担心，这反而避免了以往小赚一点就迅速抛出的情况。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时期我的行为真是奇怪且疯狂。那时我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正在走向职业顶峰状态的操盘手了。因为这个时候我得到的买卖消息，要比以前从舞台领班、更衣室里得到的消息更有价值。
这个时候，我在加拿大的经纪人会打电话向我透露消息，我的财经顾问也会提供建议，如果我真能获得情报，我自己感觉这种情报是直接得来的一手情报，而不是以前那种转了好几道手才得来的二手情报。
我特意结交更多的成功的生意人，他们在鸡尾酒雅座酒吧里向我透露，石油公司将会发现石油，从而变得富有。他们小声告诉我说阿拉斯加发现了铀，向我吐露魁北克激动人心的发展势头。如果我现在就买入这些股票，所有这些信息会保证我将来赚到大笔财富。我确实买了，却并没有赚到钱。1953年年末当我回到纽约时，我在加拿大先后投入的11 000美元只剩下5 800美元。
我又一次不得不思考我的做法。显然，生意人的情报并没有带来他们所许诺的财富。咨询服务公司也未能提供让我从股市赚到钱的有用信息。他们推荐的股票跌的远多于涨的。我在纽约的报刊上看不到我所买的一些加拿大公司的股票报价，但是这时我对股票报价实在太着迷，因此我开始翻看诸如《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和《华尔街日报》等报纸的财经栏目。这时我并没有买任何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股票，但我还能记得一些名字听起来很动听的股票对我产生的影响，也能记得一些神秘的术语如“场外交易”（over-the-counter）对我产生的吸引力。报纸看得越多我对纽约股市的兴趣就越大。我决定除了保留一只加拿大股票外，其余的全部抛出，这只股票名为Old Smoky Gas & Oils，是一家石油天然气开采公司，我之所以保留它没卖，是因为首次向我推荐这只股票的人说，这家公司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像以往一样，随后这家公司并没有出现什么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在回到纽约5个月后终于放弃了这种不公平的挣扎，将最后一只以每股0.19美元买入的加拿大公司的股票，以0.10美元的价格全部卖出。与此同时，我想如果离家更近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机会更多，那么离得近蒙骗起来也应该难一点。于是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位朋友埃迪·埃尔科特，他是一位纽约戏剧经纪人，我问他是否认识纽约的股票经纪人，他向我介绍了卢·凯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