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和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财经吃紧，千家万户的生活状况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刘家四兄弟出生的新津县古家村是出了名的穷村，有民谣如此唱道：“肖坝子，古家槽，烂泥杂草长齐腰。锅里无米煮，灶里无柴烧，有女不嫁古家槽。”
对于刘大镛夫妇而言，虽然二人均为公职，但因为实行的是供给制，自然无法抚养五个孩子。为了维持生计，夫妻俩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得不从事开荒种地、采桑养蚕、帮人洗衣等杂活。后来，母亲郑康致又因体弱多病而辞去工作，刘家的经济状况更是日益艰难。
老大刘永言读初中时，这个国度开始掀起一股大跃进的浪潮，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树木砍伐、农田荒芜。
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恶果在1959年至1961年开始突显--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那时非自然死亡人数达到2158万人，其中主要死因为饿死。
刘永言便是因为饥饿过度，得上了当时流行的水肿病，面临着严重的生命威胁。母亲心如刀绞，不知从什么地方千方百计地弄来了一点米糠，最终帮刘永言捡回了一条小命。
刘家四兄弟的艰难成长
贫穷凶恶到最终要撕裂骨肉亲情。为了不把全家都拖死，在万般无奈之下，刘大镛夫妇只得含泪将老二永行送给了一位布商。
但噩运仍然如恶犬般尾随不去--不久后，刘永行便在这布商家干活时从高凳子上摔下来并摔断了腿，因为没得到及时的救治，整个腿红肿得像水桶一样，人家又把他像商品一样退了回来。
此时，刘永行才两、三岁，而腿伤导致的残疾却要困扰他一生。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老三刘永美只能继续二哥的命运。当时新津县的农会主席陈耀云对尚在襁褓中的老三十分喜好，于是决定把他抱养成人。
刘永美过继到新津县顺江乡古家村的陈家后，先改名为陈顺民，后来等到他快要上学时，生父刘大镛又给他改名为陈育新。
陈家人十分善良，虽然抱养了刘家老三，但并没有断绝和刘家的来往，平日里两家还常常互相走动。甚至在后来刘父被打倒、刘母被停止工作后，陈家还经常到刘家来送些东西接济他们。
陈家常常让陈育新挑着一担自家种的瓜果豆角送到刘家去，在全家常常揭不开锅的日子里，这些东西成为全家的救命之物。
而在刘家最小的儿子刘永好的记忆里，贫穷一直是他小时候最忠实的伴侣。当时，每天能吃上红薯拌饭，就是刘永好最大的奢望了。
而母亲告诉他，只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周能吃上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刘永好便开始对共产主义充满极度的渴盼。
刘永好至今还清楚记得，15岁之前穿在他脚上的只有草鞋，身上穿的也是在父亲及三个哥哥之间经过长时间接力赛的旧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