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刘家老二刘永行也在四川省新津县出生了。而他睁开眼看到的这个国家，正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内战正酣、社会混乱、工业窒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弊……
死马当成活马医。濒临绝境的国民政府采取了货币改革、产权改革、打击腐败等几大激进的方案。大改革在1948年8月19日正式拉开序幕，但在短短的二个多月后既全面宣告失败。
紧接着而来的秋天，决定国共两党生死成败的“三大战役”全面打响。到第二年1月，国民党军队共被歼俘154.7万人，并丢掉了半壁江山，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
在败走台湾之前，蒋介石不但带走了大量黄金和文物，还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准备带走的重要人物的名单，上面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知名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但很多企业家选择了留下，其中有卢作孚、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刘鸿生、简玉阶等。
在历经热血、激情、沮丧、焦虑、绝望后，他们开始一起期盼另外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荒唐岁月中的痛苦烙印
短暂复苏后的低潮
1949年建国之后，刘大镛担任过新津县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新津县农业局第一任局长，郑康致则成为新津县平冈小学的一名教师。其后的1950年2月和1951年9月，刘永美和刘永好分别出生。
新生的刘永美、刘永好兄弟和重生的中国私营经济，都沐浴在新中国明媚的阳光之中。
就在1950年的最后一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私营经济颁布的第一个制度性法规，明确提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鼓励并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
1951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私营企业正确发展的道路》，认为新民主主义制度应该容许这种“有限度的剥削”，“应当承认资方有权力获得盈余的大部分，作为他们的合法利润”。
因为这个条例的良性刺激作用，使得1951年成为私营经济的“黄金时代”--当年全国私营企业的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11.9%，批发额和零售额分别增长了35.9%和36.6%；私人企业全年盈余达37亿元，比1950年增长90.8%。
但因为已经持续一年之久的抗美援朝战争，对新生的政权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增产节约运动于1951年秋开始在全国推进。这继而发展成“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当时，针对少数不良私营企业主违法行为采取的清查工作被扩大化，最后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1952年2月8日，重庆市民生公司召开了一次专门针对卢作孚进行批判揭露的“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后回到家，这位一辈子践行“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
中国私营经济也在经历过短暂的复苏期后又陷入了漫长的低潮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