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沈的谈话，王世襄找到周士庄来做帮手。办公地点由于沈的介绍，又因马衡院长已有信到故宫，一切顺利。张庭济将北海团城上的两间房借给平津区办公处使用，并借调贾玉田暂时协助工作。贾玉田在团城主要管收发文件。因为办公处成立后不久即在《华北日报》刊登通告，有关战时文物损失的机关及个人的函件及报表，都一律寄到团城来。
王世襄的工作就从整理机关及个人的报表开始，不久他即发现可用作追偿文物依据的材料甚少。王世襄向沈兼士提议，应该把力量放在清查日人、德人隐匿文物上才能有所收获。在得到沈先生的赞同后，他广泛走访了北京市的古玩商，从而真正走上了追讨国宝之路。
1945 年11 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像往常一样，外出走访。他在干面胡同的禅臣洋行，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文件内容就是一份青铜器目录。王世襄将目录拿到手中，声明就是为此而来。女秘书告诉他，目录是王世襄的邻居、德国人罗越先生交给她打的，如需用这份目录，请找罗越索取。王世襄找到罗越，他承认目录是他编的，而器物亦为德国人杨宁史所有。杨此时在天津，因日本投降后，限制日、德两国人自由行动，故杨不能到北平来。
为了使杨承认有这批铜器，只有把罗越带去天津，持目录和杨对质。王世襄四处奔走，请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备文去北平市警察局批准签发了罗越离平去津的许可。同时他还去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公处联系，盼将此事告知该局的在津办公处，会同调查处理。在联系好了这些之后，王世襄为了保险起见，还去行政院临时驻平办公处沟通，希望他们也能够支持这一工作。
11 月14 日，王世襄带着罗越去天津，20 日返平。在津期间，会同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人员找到杨宁史。经罗越对质，杨承认有这批铜器。但他说现在全部铜器封存在天津住宅内，而住宅已被九十四军占用，军长为牟廷芳。你们如要接收这批文物，请与九十四军洽办，本人无能为力云云。经过几日奔走，虽然杨承认了铜器为他所有，但要想收回这批文物，则还需与军方沟通。带着得到的信息，王世襄返回了北平。
11 月26 日，王世襄拿着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的公函第二次去天津。函中说明这是一批重要文物，盼大力支援，请同意进入杨的住宅查看，将铜器清点封管。同时也致函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请他们也派人同去九十四军办事处洽办此事。王世襄风尘仆仆地将公函送到九十四军办事处，却没有料到收文的人爱理不理地说：“放在这里吧，你回北平吧，等收到我们的回信再来吧。”
王世襄并没有料到对方是这样的反应，他不甘心这一趟没有收获，于是隔了一天他又去了该军办事处，不料看见前天送去的公函还在桌上放着。管收发的人依然重复了前一天的话说：“这几天太忙，到时候我们会往上送，你还是回北平等着吧。”王世襄看再去催促也无用，只好回北平。
回到北平后，王世襄向沈兼士汇报去津洽办经过，告诉他天津军方根本不买账，沈也无可奈何。此事就此搁置。
进入12 月的一天，沈兼士让王世襄去东厂胡同见他。沈说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现在天津，你可拿我的介绍信去见他，请他就近管一管这件事，可能会有些效果。
王世襄一听这个消息，非常兴奋，他以为这次应该能顺利解决此事了，就带着介绍信去找朱家骅。此时的朱家骅在天津一家外商的饭店中召集许多人开会。王世襄从上午等到傍晚休会才见到他。朱看了一遍沈的信，知是为文物的事，并没有任何过多的表示, 转脸对他的秘书说，你来接待他吧，有何要求，你给他办。说完他就走了。
王世襄有些许失落，但好在朱家骅的秘书很快为他备文，部长出名，再次与天津军方交涉。王世襄将文送去后，出来了一个人见了一下，还是老话，公函放在这里吧，回北平等着吧。最后还饶上了几句，大意是什么教育部不教育部，管不着我们九十四军这一段。
第二天王世襄将送文去的情况面告朱的秘书，他盼望着能有解决的办法，却不曾想秘书也是无可奈何的表情，为难地对王世襄说等等再说吧。这次天津之行又是无功而返，王世襄有些垂头丧气。这时秘书问他何时回北平，王世襄说买到车票就走。或许是为了安慰一下王世襄，秘书说部长今日去北平，你可搭专车走，不必再买票了，于是王世襄搭乘专列回到了北平。这是他为杨宁史青铜器一事第三次去天津，依然没有能够将文物带回来。
除了这批文物，还有一批瓷器也成了王世襄关注的事情。1945 年9 月王世襄离开重庆前，马衡先生曾对王世襄说，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其中宋瓷有的很精，清官窑古铜彩牺耳尊连故宫都没有。你到北平要注意这一批瓷器，向郭家的人恳切地谈一谈。最好不要让它散掉，将来完整地归公家收藏才好。但通过什么途径使其化私为公，马先生没有说，因为这不是敌产，除收购外别无他法，而收购需要一大笔款项，非请专款不成。马先生心里明白，当时请专款不仅不会批准，即使是提案也会遭到非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