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鉴于王莽之败亡，于是将其改革也一并抹杀，视之为穷折腾，政治思想也日渐保守委靡，追求“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 东晋宰相王导便是显著一例，其为政务求安静、宽简平易，当时人讥讽他无能昏聩，王导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然而，王莽的最终失败，和他的改革关系并不大，真正将他逼上绝路的，实则是接连不断的天灾。
在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古代，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心腹大患。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在正常的年景，扣除各种赋税，三年耕，能有一年之蓄，已经要谢天谢地了。一旦赋税高上去，马上便要青黄不接，只能靠借贷救济勉强支撑。一旦碰上大规模的天灾，食物很快就会无以为继。结果只能是活不下去。
偏偏在王莽执政后期，天下连年大旱，蝗虫蔽天。大半个中国的农业，都在这种不幸的天灾面前接近瘫痪。如此大面积的天灾，摊上任何一个皇帝，都可能是致命一击。摊到王莽头上，王莽也只能自认倒霉。
大面积的天灾，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首先是流民四起，弃乡觅食。接着是田地抛荒，劳力短缺。再接着是流民所到之处，随之也陷入粮食危机，更多无辜者被迫卷入，老弱病残死于道路，壮年男女则加入流民队伍，雪球越滚越大……
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也即刘秀从长安太学潜逃回老家舂陵的同一年，数十支流民武装先后在中国大地涌现，如琅琊吕母、会稽瓜田仪、南郡张霸、江夏羊牧、徐兖力子都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活跃在青州、徐州的樊崇武装（后来的赤眉军）以及荆州的绿林军。
这些流民武装和刘縯不同，他们并非存心要造反，他们实在是因为饿得活不下去，这才聚众抱团，希望能求得一顿饱饭。他们只有一个最最朴素的目的：活下去。他们并不愿意造反，也从没有喊出打倒朝廷、王莽下台之类的政治口号。因为饥寒穷愁，因为生存的渴望，他们才暂时聚在一起。他们的心愿很简单：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挨到收割季节，粮食成熟，便回归乡里，生活重新开始。因此，尽管流民武装的规模往往有数万之众，却并不敢攻城略地，只是转掠求食而已，而且也不敢多抢，求得当天的口粮足矣。他们还是盼着某一天能够返回乡里，不敢把事情做绝。不像后来的起兵者，一上来便要称帝，至不济也要称王。成不成功另说，门面先要充个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