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希望起步于一只鹅
1979年的春节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难过的年，我们家从农民手里买的一直鹅因为绳子松开了而跑了——我的孩子还和它一起玩耍过，我们找啊找，最终没有找到那只鹅——这意味着我们这一年春节的肉食没了着落。但过年孩子总还是要吃点肉，因此在邻居的鼓励下，我在街头摆了一个地摊，想用从小就有的无线电修理手艺赚点过年的肉食钱。但结果却大出我的意外，一个春节我赚到了足足三百块人民币。后来我跟家人分析得出结论，是因为这一年农业大丰收，又开始了承包制，农民们有很多都买了家用电器，而春节的时候平时在修无线电的那些修理工又都回家去了，因此我的生意就格外好，不仅赚到了过节的钱，而且赚到了我们家半年的生活费。
这一年其实我还是个学生，1978年邓小平启动了高考改革，原本出身不好的我在父亲的鼓励甚至是斥责之下参加了考试，考出了全县第二名的成绩。结果却只被录取在成都师专数学系，虽然不情愿，但我还是去了学校上学。而在1979年，我已经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又负担着家庭生活，因此格外艰难。
春节赚到这份额外的钱使我悟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个社会上可以赚到钱的地方，在于短缺。而且从此我就存了一份心，要下海自己干。
毕业之后，我分配在本县的教育局下属的电教队工作。但在大学里，我已经通过钻图书馆接触到的西方的很多理论和现象剌激了我，使我不满足于平淡的生活，因此我总在和几个兄弟一起讨论自己可以干些什么。一开始我们想办一个电子厂，甚至自己动手组装了一个音箱到市场上去卖，也有人要买。但这个办厂计划因为当时的计划经济控制而胎死腹中。
第一次的失败之后，1981年我们又开始了一次尝试。因为我的父母在县城附近教书，在农村里有着相当的威望，所以我们兄弟四个决定到农村去创业，因为我们讨论出来的可能是，当时做工业品没有多少空间，整个流通体系都还是国有的，国有的商店里不可能让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产品进入，而农民则不一样，只要让他们赚钱，他们会愿意和你做生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选择了养鸡。这个生意一开始还不错，但最后却因为我们想做笔大生意而毁在一个外行的农民养殖户那里。那个叫尹志国的农民，赊账拿走了我们的小鸡，但因为自己没有养过鸡，所以所有的小鸡先后都死了。这使我们的创业陷入了困局，现金流完全断了——因为没有多少钱，我们养鸡的种蛋也是赊的，尹志国订的小鸡数量很大，而我们下的资金也很大。这一下，不仅让我们不能周转，而且那么多小鸡要不要接着养下去都是一个问题。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过逃离。但四兄弟商量之后，我们还是选择了坚持，为了坚持，我们最后是把小鸡卖到了成都城里，最后勉强保本，结束了第一次创业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