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23日，父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启程去东北空军五七干校。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我清楚地记得欲行不行的人都冻得缩手缩脚。火车断断续续走了近一周，今天说起来都不可思议。
空军的五七干校条件还算好，利用废置的机场改建而成。我们全家四人与空政文工团的一位杨姓叔叔一家三人，分得一间房，七个人团结在一起。两个大人，五个孩子，本不相识的两家人由于革命的需要，攒成了一家人。多年以后，老有《红灯记》李奶奶的台词在我头脑中萦绕，就是这句“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哪！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
今天说起此事很轻松，当个笑话听。在那个没有隐私概念的年代，两家人同住一房，只在床之间拉一道半截子床单，完全是象征意义。
反正我们都是孩子，我最大，也就十四岁，属于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我们的父亲呢？我那时不懂事，从未问过父亲的感受，后来长大了，事过境迁，也没想起让父亲回忆一下。
杨家孩子的名字都忘了，一男一女，当哥哥的老是欺负妹妹，只要其父不在，哥哥一定当仁不让，而妹妹唯一的杀手锏就是向父亲告状。
杨父为培养孩子自立，将半月饭票交与哥哥，并制定原则：荤菜两人吃一个，素菜一人吃一个。那时，大人都忙，孩子们往往先去食堂，卖菜窗口有一天有烧鸡，标价两元。哥哥与妹妹一合计爸爸的原则，遂即买下全食堂唯一的一只烧鸡，大吃。
待杨父瞧见时，鸡已剩其骨。杨父大怒，一巴掌拍在哥哥脸上问：“没过年过节，凭啥吃鸡！”妹妹告状：“哥哥只给我一只鸡腿！”杨父回头大声斥责：“你还想吃几只腿？！”妹妹哭泣中反问：“鸡不是有四条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