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讲和”同洪承畴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皇太极看到崇祯帝给陈新甲的敕书上盖有皇帝之宝的大印，心有所疑。一般来说，皇帝给大臣的敕谕，不必盖上宝印。他怀疑这印是否真是崇祯帝的。于是，他令人把这个盖有宝印的敕谕，拿给洪承畴看，以辨别真假。洪承畴看后说：
此宝札果真。昔壬申年，皇帝征察哈尔时，张家口沈巡抚六月二十八日盟事之事，明国皇帝亦悉知之，但为文臣浮议所惑，故将沈某罢巡抚之任，后来复命会议和事，又为诸文臣所阻，遂寝其事，此次请和，决非虚语。
洪承畴的这番话，解除了皇太极的疑心。皇太极相信，明朝此次议和，迫于形势，不得不和。从洪承畴那时的心境上看，对明朝还是有感情的，他希望明清能够达成和议，所以不仅辨认了宝印，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此来促成和议的进行。
洪承畴降清一年多之后，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皇太极突然去世。大约是积劳成疾，患了中风、高血压之类可以迅即死去的病症，终年只有五十一岁。皇太极是突然离开人世的，事先又没有立皇太子，这样，他死后必然发生争夺皇位的斗争。经过激烈的角逐，诸王达成妥协，让皇太极的第九子，当时只有六岁的福临，继承了帝位，而由皇太极的弟弟和硕睿亲王、有权势的多尔衮，担任摄政王，与皇太极的堂弟、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改元顺治。顺治帝在沈阳的即位，结束了满洲贵族争夺皇位的斗争。于是，清统治者的注意力，重又投向关内。
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日，清朝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启奏摄政王多尔衮入定中原。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提出“进取中原”的大计和进取的方针政策：
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一再深入而返。彼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今日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此行……必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
清入取中原是既定方针，什么时候入取，用什么方针进取，范文程起了相当的作用。
四月七日，清廷决定大举南伐。九日就正式启程，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出征，豫郡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均率军前往。这次出动的队伍空前庞大，满洲、蒙古的八旗兵出动了三分之二，汉军八旗全部出动，他们在鸣炮声中启程。洪承畴也随军前往。关键是这次出征非比一般，往昔入关，主要的目的是掳掠、骚扰中原，让明朝的统治不得安宁；抢掠之后，仍然返回辽东。这次就不同了，入关的目的如范文程所说，是要“进取中原”。因而出征的大军统帅是当时清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多尔衮，他这时的身份是摄政王，虽然他和济尔哈朗同时辅政，但实际地位不同，从皇室亲疏关系来看，他是努尔哈赤亲生儿子，即十四子，且是爱子，而济尔哈朗只是努尔哈赤的侄儿；从权势来看，多尔衮“刑政除拜，大小国事，九王专掌之”，他还有削减诸王贝勒预政的权力，使济尔哈朗也退居多尔衮之下；从待遇上看，礼部议定，摄政王居内和出猎行军的仪礼，诸王不得平起平坐，多尔衮实际享有皇权的荣耀。由他率领大军南下，形同皇帝亲征。对于这次出征的目的，多尔衮也明确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