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动荡不安和洪承畴初露头角（1）

 　　第二节 社会动荡不安和洪承畴初露头角（1）
　　
　　洪承畴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入衰的时期。朝政、吏治十分腐败，由于土地高度集中，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洪承畴的经历和政绩，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他所处的时代。
　　
　　明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更加尖锐，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空前发展，土地高度集中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明王朝皇族、地主兼并土地的手段极多。其中，以皇帝为核心的皇族、勋戚、中官等权贵，依恃政治特权和政治暴力，迅猛扩大各类庄田，是这一时期封建土地兼并的特点。明朝皇庄的建立始于明朝前期的明仁宗朱高炽，他以田园赐予赵王朱高燧，后来相沿为例，建立了一个个皇庄。到明朝后期，这种现象愈加普遍、严重，藩王占田最多的时期是明嘉靖、万历年间。明世宗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赐给景王朱载圳德安府七处庄田，孝感、汉川四处庄田，达九百余顷；河南卫辉府、宁山卫田地二百余顷；开封府、怀庆府房地六百余顷等，总数在四万顷左右。明神宗于万历十七年(1589)，赐给弟弟潞王朱翊镠以景王遗下的庄田四万顷；还以为不足，令诸臣“再查相应地土，不妨数外加给”。后来，神宗的爱子福王朱常洵封到河南，神宗一次就赐予田地四万顷，河南田地凑不足，又取“山东、湖广田”为王庄。万历三十四年(1606)，四川巡按孙贞一上言中说道，成都平原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的土地，其中20％都为蜀王一府占去。河南开封的周王，兼并土地的结果是百姓“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时人汪价在《中州杂俎》中有诗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这是当时土地兼并的真实写照。明王朝开国时期，为巩固朱家天下，明太祖曾大封宗室，随着时间的迁移，朱明宗室不断繁衍，这个特殊阶层的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
　　
　　洪武时，亲王、郡王和将军一共止49人，至穆宗时，剧增至28924人，视洪武之数为“数百倍”（《穆宗实录》卷58）。至于皇族的总人数，明初未见具体记载，武宗时，谱牒所载为“100000”（《纪录汇编》卷204《蒹葭堂杂著摘抄》）。万历二十三年，是157000，至四十年，突逾600000（《神宗实录》卷492）。从禄米的增加看，河南、山东、山西等各王府所需禄米之数，都较之明初多“数十倍”，甚至数百倍。
　　
　　这样一个庞大的皇族寄生阶层，生产落后的封建社会是很难承受的。到明朝末年，各地仅朱姓封王就有三十五个，他们都成为各地最大的恶霸地主。
　　
　　土地兼并的手段，除了通过皇帝赐田，还有投献。一些地方上的豪绅地主，为了讨好皇族和官吏，把势力所及的农民的土地，献给他们。嘉靖年间（1522—1566），林俊在《传奉敕谕查勘畿田地疏》里说道：“其所赐地土，多是受人投献，将民间产业夺而有之。如庆阳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献，奏讨庆都、清苑、清河三县地五千四百余顷；如长宁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献，进讨景州、东光等县地一千九百余顷；如指挥佥事沈传、吴让受奸民冯仲名等投献，进讨沧州、静海县地六千五百余顷。”这种形式的占地在全国范围相当普遍。
　　
　　除了皇室和亲王的庄田，大官僚、大地主也无限制地兼并土地。明朝勋戚、宦官依靠同皇帝的亲近关系，通过乞请手段占有土地建立庄田。明武宗时的宦官谷大用，占地达一万多顷。明熹宗时的大宦官魏忠贤，霸占的土地也多达万顷。崇祯三年，朱由检的岳父嘉定伯周奎，一次就“乞给赡地七百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