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进入北川之后，我才发觉我们原有的心理准备远远不够。
我们的初衷只是想做一种工作访谈。访谈的主题很明确：应急管理。访谈的流程也十分的程式化。起初因为偏于理性，访谈中许多信息都被我们忽略了。可是当我们反复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份份沉重的不幸时，我内心的某种情感被一点点触动、唤醒，然后扩散、弥漫，直至迎面袭来，无力阻挡。到全部访谈结束，原初的工作状态几乎荡然无存，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情感中，茫然无措，不能自拔。
的确，我们所面对的是刚从一场巨大灾难中走出来的人。通过访谈，他们的经历和体验也渐渐成为我个人经历和体验的一部分。震惊、悲伤及恐惧；逃避、坚强及希望，五味杂陈，齐聚心头。渐渐地，我感觉好像肩头被一种重物沉甸甸地压着，而心中有一种暗流不断地奔涌，却又无从宣泄。同我们的访谈对象一样，我可能也患上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我们访谈的对象都是基层干部，因为工作的原因，地震前我对他们比较熟悉，相互间的接触也比较多，有一些曾经是我的工作伙伴，更有一些还是相处很不错的朋友。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他们在特殊的境况下是否能经受住考验，说句实话，我不是很有信心。因为特殊的体制与文化因素，农村基层干部往往生活在夹层里，他们面对着旁人难以理解的尴尬，也承受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同样，他们身上有着社会诸多的诟病。在一定程度上，农村基层干部甚至被妖魔化了，这对他们来说，多少还是有些不公平。
但是，突然到来的一场巨大灾难，把他们从体制与文化的禁锢下释放出来，将他们还原为一个个单纯的人，面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考验，他们必须秉承自己的本性做出抉择。这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有着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个具有清醒使命感可敬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愧是人群中优秀的一分子，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整个访谈经历在我心里激起的情感体验，从震惊到悲伤，再到深深的感动，最后，甚至有一种宗教般的悲怆与崇高感。在汹涌情感的冲击过后，我努力激发潜能投入工作，在悲伤过后找回自我的生命力，在失落之后奔向前面新的希望。
访谈带给我的身心负面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
2008年8月，“香港特种乐队”来灾区做“音乐疗伤”。一位香港按摩师把双手刚一搭上我的肩膀就吃惊地问：“你这里的压力怎么这么大？”原来，你的心可以被你骗，你的身体却是没法被骗的，心理的问题在身体上一定会反应出来，而且十分真实。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可能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的“疑似”患者了。这之后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让自己得到一些宣泄，可要么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与空间来释放自己，要么当遭遇某种情感冲击泪水将要奔涌时，我却用“坚强”把它强压了下去。直到几天前，本书稿已进入修改阶段时，我才有机会与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主任夏林清教授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
夏老师是台湾心理咨询界的开创者，她以坚实的学术背景和柔软的博爱之心，给我做了一次心理疏导。说是疏导其实她很少说话，更多的是我在说。虽然谈话进行到一半便被工作打断，但面对夏老师不足十分钟，我的泪水就夺眶而出。这是“5·12”地震以来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流泪，事后感觉身心都轻松了许多。这时候我仿佛又以被访者的角色重温了我们几个月以前进行过的访谈，历历情境，再现眼前；种种感受，重回心头。
昨晚我做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梦，梦里我坐于分岔的路边，同行的几位伙伴正在犹豫往哪去，我却固执地说：“我哪也不想去，我只想去北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