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周总理与世长辞，毛主席重病缠身，“四人帮”肆其淫威，黑手伸向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江山危在旦夕。忧心忡忡的国人一直以最大的忍耐力注视着这一切，每一个人的心口都积聚着一点即燃的怒火。我哥和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这帮哥们那段时间是三日两头地频繁聚会，蛐蛐儿家的亭子间是他们秘密聚会的据点，这间十来平米的小阁楼常常灯火烁烁，通宵达旦。他们讨论和设想过各种各样和“四人帮”做斗争的方案和举措，他们还准备万一“四人帮”上台，他们就效仿父辈们当年的革命壮举，揭竿而起上山打游击。
他们甚至商定了具体的地点，那是一片绿竹连荫，山峦起伏的丛林。他们热血澎湃，每个人都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悲壮与冲动。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不能不说在这帮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中，蛐蛐儿选择的与“四人帮”斗争的方式是奇特而富有创意的，他选择编造“总理遗言”这样一个方式，借总理的口说出了人们憋在心里已久，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喊出了人民的心声。我们今天可以说蛐蛐儿选择的方式是错误的，他编造了一个谎言，但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谁又不为他的智慧和勇气喝彩呢？谎言之所以会流行，是因为现实中不能说真话！如果人们都觉得“谎言”比现实生活更好的话，那么肯定是现实出了问题。我想，假如今天有哲学家愿意来研究一下谎言诞生的机制，这或许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
后来，当我哥他们这帮人第一次从蛐蛐儿手里看到“总理遗言”，蛐蛐儿不动声色地问他们像不像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怎么和我们猜测的那么像啊！事实上，蛐蛐儿编造的“总理遗言”中的许多内容都出自这群热血青年的各种议论和猜测，之后，又是主要通过他们撒向全国，传遍世界，客观上起到了整合全国人民思想，反对“四人帮”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安部门的追查和而后的一系列抓捕行动，大方向其实并无偏离，问题是公安部门忽略或者说有意模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蛐蛐儿制造“总理遗言”这件事本身只有他一个人知情，和别人并无干系。
1976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电话通知，通知中说：“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紧接着，公安部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发出1976〔12〕号文件《关于认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于是，全国范围的大追查、大搜捕开始了。等到蛐蛐儿5月5日被逮捕时，全国各地因传抄“总理遗言”被传讯和追查者已逾好几千人。
我重新再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再向我哥哥弄清楚哪些环节上蛐蛐儿没有说实话了，因为在蛐蛐儿的文章中，从杭州市公安局到北京公安部；从他一开始交代说“总理遗言”是自己在马路上捡的，到最后承认“总理遗言”是自己编造的，蛐蛐儿自始至终没有写出，他是怎样在公安人员连轴审讯的高压下撒了谎，编造了别人特别是我哥也一起参与制造“总理遗言”的故事，没有能够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了一回“甫志高”。我哥说，不能说蛐蛐儿是“甫志高”，“甫志高”是出卖革命同志，而蛐蛐儿却是在编故事。
蛐蛐儿从小就是编故事的高手，在那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高压下，蛐蛐儿这么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为了寻求自身的解脱，他就会下意识地编故事，当编造出现漏洞时，他又会想尽办法圆谎，以至越编越圆，越圆离事实真相越远。他那时到底编了怎么样的故事今天已无从考证，也从未有人想考证。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事情的结果早就清清楚楚，事情的过程却还是模模糊糊，但大家从来就没有怨恨过蛐蛐儿，从来就觉得这笔账应该算在“四人帮”的头上，可是作为蛐蛐儿自己，为什么还是沉浸在自己搭建的楼阁中，始终走不出来呢？
历史上常常有许多事情就是因为后人编造故事而使真相走样，而走样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逐步加深的印象，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没有引号的真相。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也是档案馆永远有其无法替代的价值的原因。三十年后的此时此刻，当我写下这些“追寻真相”的文字时，内心是非常复杂的。我不仅感慨蛐蛐儿的命运，同样也为我哥哥等人那时的单纯扼腕。被当时公安人员认定很有政治头脑，看问题很深刻的我哥哥，怎么就没有想到“总理遗言”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而恰恰是这种关系却让他们付出了甚至此生再也不可能得以被真正澄清的巨大的代价。
想到这层，我似乎也有点明白我为什么要“重返1976”——希望这些文字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看似无足轻重的谎言就是这样铺成了被扭曲的历史。我想，这大概也是巴老晚年一再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缘由所在。看来，“总理遗言”案还有许多未知的真相只有打开尘封的档案才能真正水落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