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就要见到赵黛莉了。
老人和女儿一家住在市内一片楼区中。我在附近花店为她们购得两束鲜花，一束大些，给黛莉，一束小些，给赵健。店员也是年轻女士，问及送花对象的年龄，我说一位90了，一位60了，加起来150岁了，你要扎得好看些。店员闻言，选花、扎花格外用心。一时间，我想到了许多人和事。所有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
自推翻帝制以来，百年中国从未停息血火厮杀，正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反帝反侵略与反对封建糟粕混作一团。在无情的暴力革命和土地战争面前，封建传统历史性地崩塌了，又似乎依然存活无碍，并没有真正崩溃！我们推崇背叛，包括推崇革命先驱们对无数家庭的背叛，这一切，又似乎根本不可能。传统家庭就像一条河流仍在奔腾向前，而我们不过是这条滔滔大河中一粒黄沙碎砾……
我又一次想到了《夜未央》当中革命青年的爱与死，又一次想到易卜生名剧《娜拉》和更多的质问：娜拉走后又怎样？
也许，我们想在黛莉后半生那坎坷人生当中，寻找并且证明些什么——要国？要家？要民族解放、个人自由？这些概念是分裂的还是统一的？我们怎样看待巴金和他的《家?春?秋》？事到如今，我们对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主旨，又将如何评说？现当代文学之间是什么关系？作家、作品与痴心读者之间，在历史上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上得楼来，李彬兄弟轻轻叩门。
赵梅生女士拄着一只拐杖，站立于厅堂中间，并无须赵健搀扶。她用典雅的微笑迎接盛开的鲜花。
一个漫长而又隆重的午后。
追访历史，晚辈唯余敬畏。
谈话从名字开始。小问题，易轻松，却极是关键。
我需要再一次验证，眼前这位梅生老人，是不是当年那位赵黛莉？
李彬搀扶老人坐定。
“老人家，您还记得黛莉这个名字吧？”
赵梅生老人腰背端直，面容方正，戴一副方框眼镜，保持着一种非凡的气度。她毫不迟疑，并且有些欢快地回忆道：那时我在太原女师读书，有几个同学很要好，都嫌原先名字土气，一个胡同学起了新名叫燕莉，很好听，我就叫了黛莉，还有一个杜同学，想了半天起不好，我们就叫她黑莉，说黑色跟黛色反正差不多呀！她也认了，另一位好朋友，叫文彩霞，起个啥莉她都不满意，就还叫文彩霞吧。彩霞住在上马街，我家住在坡子街，关系特别好。
她确实就是赵黛莉啊！老人脑子清楚，我很庆幸。
接下来谈读书，以便接近巴金。
黛莉老人——现在终于可以确认这个称谓了，她用那种非常熟悉的山西普通话来表述历史，因而让我感到这历史很近很近，并不遥远。她清楚地记得那些革命理论家的名字：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等等，她甚至说出了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巴枯宁这个名字来，那是一位将个人理想、个人自由、个人道德置于首位的大宣传家。很显然，青年赵黛莉那思想底色，亦是激进的乌托邦之梦，同时又极端看重个体精神与操守，强调男女权利无条件平等。
安那其主义者的个人奋斗精神，注定了他们在中国政党革命中的悲剧地位……
在那样一个启蒙时代，文艺类书籍和许多新型剧目，被进步青年们当作“利器”看待。因此黛莉老人接着说：
我父亲留学英国，本是比较开明的，但是他和我的哥哥们，总是把那些理论书籍当作“左”的东西，不喜欢暴力革命。对于我爱读文艺类作品，倒是不多干涉。我们读刘师复的书，读郑振铎的《向光明去》，读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却无论如何读不懂鲁迅，到现在我也读不懂！读巴金当然更多些，也最喜欢巴金。你说啥？对，当时太原买不到巴金新写的《家》，是我姐姐过生日，姐夫把书当作礼物送来的，我一下子就迷上了。正巧，我在家里看《大公报》，上面刊登了巴金一段回忆录，也是我好高骛远吧，就给巴金先生写了信，没有地址，就请《大公报》转给巴金。当时我害了病，猩红热，还是坚持写完了第一封信，我谈我的读书感想，谈虚无主义理论。我记得是晚上点蜡烛写成的。我一心只想离开这个家，投身社会革命。真是没想到，巴金先生很快就回信来了。对啊，我一看，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琴！我让同学们都看了，大家非常高兴，文彩霞她们说，还不赶快给人家回信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