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人做事比较执着。我去国家图书馆复印俞平伯老的大文《德译本〈浮生六记〉序》（载《学林漫步》第八集，1983年4月中华书局版），前后就跑了三趟。第一趟，这册《学林漫步》第八集有人在看，我没能借到。第二趟，我到国家图书馆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工作人员说不能借书了。第三趟，我选在周一早晨七点去的，耐心静候了好一阵子，等到工作人员一上班，就往里冲，终于借到了这本书，并复印了俞平伯老的这篇大文。
后来获知，郑逸梅先生的《〈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刊登在1981年的《读书》杂志第6期，我在网上查得有家古旧书店有这期杂志，但是人家一定要十二期整套卖，为了看到这篇后来发现只有不到两页的短文，我只好把十二《读书》全买了下来。我读书不多，没有多少学问，只能边寻找资料边查考。因此，对我来说，只要发现有关《浮生六记》的材料，都心急火燎地想找来看看。台湾著名学者俞国基先生的《眉批浮生六记》一书，大陆书店找不到，我便直接打长途电话给该书的出版者台湾河畔出版社的吕自扬先生，在他的帮助下终于买到了该书。
自2007年秋季开始，我千方百计搜寻、购买有关《浮生六记》的资料，到2008年春季，则陷入近乎“疯狂”状态，甚至将台湾清华大学原校长沈君山先生的《浮生三记》也当作资料邮购了回来。初看到此书名，我还曾以为沈复字三白，又名君山，还出了个“三记本”呢。《浮生三记》到手后，我有点“恼火”，还曾直接打长途电话到台湾清华大学，找沈君山校长，想请教请教他对《浮生六记》的看法。得知沈君山先生中风了，病卧在床，言谈不便后，才作罢。我常说，我彭令是个不学无术的小书贩，为了考证钱泳抄录的《册封琉球国记略》确实来自沈复《浮生六记》的第五卷，搜寻的各种材料，虽然没有几麻袋，但是至少已达100斤以上，这是我自己都感到有点吃惊的。就是在这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中，又得到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与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萧相恺研究员的指教，先后在香港《文汇报》、“中国古代小说网”发表了《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与《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向世人公布了相关的结果。我认为，收在钱泳《记事珠》杂稿中的《册封琉球国记略》，其实就是《海国记》的佚文，他是钱泳从沈复的《浮生六记》中抄录过来的。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的蔡根祥教授。因为他及时发表了《〈浮生六记〉研究的新高潮——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一文，我们就由此有了密切联系，并同甘共苦，共同奋斗，开始了另外一段曲折的经历。
现在，多位学者都已经证明，后来传世的足本《复生六记》之第五记《中山记历》为伪作。因为它是抄袭嘉庆五年出使琉球的副使李鼎元的《使琉球记》，系赝品。而《册封琉球国记略》则明确说沈复随使是在嘉庆十三年，这与俞平伯等先生的考证是吻合的，可以说新文献证实了俞平伯先生的推论。
当然，也有专家说新发现的佚文不是《海国记》的全部。就此事我曾请教过辛德勇先生和蔡根祥先生，他们认为，钱泳应该是出于对海外异国的好奇，凭兴趣、随心所欲地抄录了沈复关于琉球国的见闻部分，作为其笔记的素材。而对于其他钱氏不感兴趣的内容，则有可能省而不录。我个人认为，作者沈复曰：“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见《浪游记快》首段）随使琉球一记，既然当初篇名为《海国记》，那么文中只记“海国”（琉球国）之事，应该也切合文题。沈复《海国记》原文或许大体即如钱泳所录四条。拙文《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中已论述过，钱泳在其杂稿本《记事珠》中，朱笔标有“第二”、“第三”与“第四”等字样，则见钱氏抄录完后，也曾想存《海国记》之旧貌。至于后来，作者沈复对其原作有所增订和润色，改名为《中山记历》呈管树荃题诗，那便是包括《海国记》在内的《浮生六记》“早期流传本”在姑苏传开以后的事了，与钱泳抄录时依据的这种“早期流传本”应该无关。
另外，有读者也提出，既然根据存目，我们知道《浮生六记》卷五名为《中山记历》，可是新发现的佚文为何名《海国记》呢？对此，有《浮生六记》研究者在网上举例分析过，如巨著《红楼梦》一书，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其书名经过了《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数易其名，最后定为《红楼梦》。我想，《中山记历》也是沈三白由《海国记》易名而定的。
彭 令
二○○九年十二月廿八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