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 2000年10月24日

阴冷暗淡的一天,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的洛亚蒂宅公墓。几位近亲和邻居偎依在一个帆布挑篷下,不让冰凉的细雨淋着。爸爸是他这一代人里最后一个了,他的两个哥哥已经去世。父母的朋友们大多住在佛罗里达——没有人会来北方参加一个葬礼的,除非是自己亲人的葬礼。

坐在前排中间的是爸爸。他坐在一把不牢靠的折叠椅上,眼睛盯着妈妈的棺木。几十年里,爸爸经历过一次次胸疼、一次次癌症的恐慌,都是妈妈照看着他走过来的,这个壮如公牛的女人,从不察觉自己的苦痛。如果这个世界还有道理可言,今天应该是她在这里哀悼他。

不久前,我逼着她去看医生。她卧床不起已经一段时间了,这在她是很不常见的。她坚持说,自己最大的痛苦就是慢性便秘,吃几片药就会好的。但是她抽了一辈子烟,终于影响了她的身体。六星期之后,她去世了。

我们的家庭拉比伊瑟利尔·斯坦恩把一条黑缎带别在爸爸胸前,把缎带抚平。他同情地看着爸爸苍白、泪发纷乱的面庞,说道:“伴随着挚爱就会有重大的损失。深爱一个人,就一定会在失去时深深地痛苦。”

妈和爸是在年近三十的时候订婚的。那是1944年,《卡萨布兰卡》当选最佳影片,电台里天天播放的是宾·克罗斯比唱的“我会去看你”。爸爸应征入伍后,在队伍开拔到菲律宾之前,妈妈会不顾路途遥远,乘火车去找他,跟他共度周末。只有爱情才会让她如此大胆。战后他们结婚了,除了爸爸住院期间,她从没有与爸分开睡过,五十四年中一次都没有。

多莉和路易,他们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就像马和车一样。妈妈是马,爸爸是车。妈妈经营布匹店,爸爸和顾客们闲聊。她总是创造奇迹,让病歪歪的爸好好活着。他是那充满感恩的病人,无惧死亡。妈焦虑的时候会熨烫衣服或者喷药杀灭厨房的蚂蚁,爸焦虑时会去打高尔夫球或钓鱼。妈妈很少批评他,爸爸很少抱怨。她给他做包馅儿的卷心菜,他报之以微笑。她铺床叠被,他会吹起萨克斯管,让她的心中填满音乐。她说话,他倾听。唯一一次我看到他领着她的时候是在一次舞会上,那次,他让她感觉自己就是他美丽优雅的心上人,他的多莉。

雨滴打在一个生锈的垃圾桶上,桶里已经漫溢着丢弃的塑料盆和枯萎的花,距离坟墓只有几步之遥。妈妈一定会苦恼的。她要在这里度过永生,这是一个多么凄凉的地方啊!一块平坦、长满乱草的地方,没有一棵树,周围是链条拴起的栅栏。四十年前他们买这块地的时候在想什么啊?我想一定很简单,就是希望在家人和朋友身边呆着,直到永远。

妈妈被放到墓穴里。我铲起一锹土,放到她棺木上,完成生者埋葬死者的义务。我给她选的是一个精致而不花哨的棺匣:如果再奢侈一些的话,她一定会不高兴的。“简,钱要存着以备不时之需。”她会说,“会有那种时候的。”

我的感觉?焦虑多于悲伤,遗憾多于爱。妈妈忙着经营我们的家、经营商店,没有给我多少时间,尤其是那种我渴望的个人时间。她养育孩子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提出建议,可常常听起来却像是批评。我想要一个朋友能一起出去玩,需要一个鼓励我、因为我而快乐的人,但是她期望的只是我不要增加她的负担。大部分时候我做到了。

雨下密了。爸爸蜷缩在他深色、有羊毛里衬的风雨衣里,昏眩得连泪都流不出来。妈为爸什么事情都做了,他就是她的使命,她的任务。现在他成了我的使命和任务了。今天我面对的挑战是:到爸的身边去,但是不能被他消耗殆尽;向他表露我对他的爱,但又不放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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