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件乏味的事。
这件事，索性让我从中间说起吧。
那天，我赶到黄岩并找到他们，已是下午一点钟，从这个时候算起，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夜半天，因为他们明天一早就要离开黄岩，去杭州的车票都买好了。
我不认识他们。是真诚让我相信他们当中一个是我的舅舅，一个是我的舅妈，一个是我的表哥。他们从台湾过来。他们在台湾活得也许很自在，很有风度，很有滋味，但他们的影子却跟蛇一样，四十多年来，一直可怕地缠在我家的屋檐下，以致我家永远留着一个太阳照不到而阴暗发霉的角落。因了这个阴暗发霉的角落，我家的大门索性昼夜敞开着——红卫兵、红小兵们，各路造反派们，贫下中农们，他们随时都会冲杀过来，他们来时，撬地板，扒灰堆，拆烟囱，翻箱倒柜，搜身，审问，几乎每次都掘地三尺，我因此成了黑五类，并明白无误地被剥夺了上高中、当兵、读大学的资格。我有一百零一个理由，可以不让我的妈妈拎着墨鱼干、虾皮、紫菜，也可以不让我自己带着雁荡山风光的录像片，起个大早，空着肚子，急匆匆，先是坐汽车后是步行，并一路打听，陪着小心去黄岩找他们。
但我还是去了。是真诚驱使我去的。
过程我就不说了。我想说的是那件事的“结局”，或者准确一点说，就是那两个小插曲。
先说第一个小插曲。
那天夜里，我问舅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你爸爸、妈妈过去是干什么的？”
对方站起来，话甩得不轻也不重：“假如在台湾，我可以不理你。”
我不傻，至少眼下我还能写出一些“说怪不怪、不怪却怪”的小说。所以，我很合时宜地推推眼镜，对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那里的规矩，我不再问了。”
再说第二个小插曲。
这个小插曲也乏味。
我拿来了一张他们的合家照。照片上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三十多号人，花花绿绿，不无景气，只是当中哪位是表兄，哪位是表弟，哪位是表姐，哪位是表妹，哪位是老大，哪位是老二，哪位是老三，哪位是舅舅的孙子，哪位是舅舅的外孙女儿，哪位表兄跟哪位表嫂是一对，哪位表姐跟哪位表姐夫是一对，他叫什么名字，她叫什么名字，等等等等关系的关系，我再聪明，也说不出名堂来。本来，我没有信心去搞清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关系，因为我实在是一位永远无法记住自己房门牌号和单位电话账号的记忆力差得一塌糊涂的家伙，但我的真诚让我百分之百地看重礼节，看重情理，认为自己既然拿了他们的照片，就没有理由不去搞清照片上的人物关系。于是，我把照片递给了舅舅，请他给我一个于我满意于他自己也高兴的介绍。
但事情坏就坏在这里。
舅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他忽然大发脾气，从楼上跑到楼下，又从楼下跑到楼上，大骂我是共产党特务，大骂我在审查他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他甚至表示，愿意将在大陆拍摄的二十六个胶卷通通交给我细细审查。
妈妈脸色陡变。
姐姐脸色陡变。
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亲戚脸色陡变。
舅舅、舅妈脸色也不中看。他们对儿子的高级政治牢骚保持沉默。
他们的儿子说：“你们别看录像（指《雁荡山风光》）了，这是红色宣传。”
他们也就离开了录像室，楼道里传出了一沓沓一沓沓说不上沉重也说不上轻快的脚步声。
我成了世界上最讨厌最卑鄙最阴险也最不受欢迎的人。
我原本就没有带笔记本。
我原本就没有带钢笔。
我原本就没有带录音机。
我原本就没有带照相机、摄像机。
我断断没有嘲笑或揶揄生长在富裕之台湾的表哥，其个头其实比生长在贫穷之大陆的我矮了一截。
我只带着一片真诚。
我只带着一颗没有阴影的跟月儿一般透明而纯静而富有诗意的心。
我不知道共产党特务是个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我又跑路又花钱又陪小心又打碎了近视眼镜而到头来应该不应该保持沉默最好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
总之，我错就错在真诚上。
那天夜里，我有睡不着觉的理由和睡不着觉的种种奇怪的想法。
我又顽强地想起了那个说不清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外国贩进来的故事——
一天，某邮局发现了一封无法投递的寄给“上帝收”的死信。写信人在信中称：他的村里闹饥荒，他的五个孩子快要饿死，他希望上帝可怜可怜他这个最最信仰上帝的人，能赐给他十个金币。
邮递员们很同情这位最最信仰上帝的人的遭遇，于是大家凭着一片真诚，凑合了七个金币并以上帝的名义寄给了他。大家都觉得当“上帝”是一件光荣而神圣的事，是人性得以张扬并因之大放异彩的一种表现。
然而，令我们的真诚的邮递员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时隔不久，他们收到了那个最最信仰上帝的人的来信，那个人在信中大骂他们是骗子，是无赖，是强盗，是他们昧着良心克扣了上帝赐给他的十个金币中的三个!
天，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可以当上帝的！
邮递员们错就错在真诚上。
我的黄岩之行，没有两样。
一九八九年端午节一稿于乐成县政府宿舍
二○○三年九月二十日二稿于乐成马车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