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水墨在宣纸上练习画大白菜，由于落下有日子了，手生，画出的大白菜不像白菜，像南瓜。这玩意儿，你越着急呢，越不灵，真恨不得买几颗大白菜来凑数。
中学的时候我很爱画画，想去考美术学院。但是班主任死活不让，他认为只有文化成绩无可救药的学生，才能去学画画。像我这种学生应该在高考中为学校争光。为了争光，却把我的兴趣扼杀，我当时很反感，但这是各级教育者的原则：只要能争光长脸，可以把任何兴趣扼杀，可以与探索真理背道而驰。
后来中学的生活终于像一个农民干完了地里的活儿一样结束了。我有时间把自己的兴趣捡起来，利用暑假的时间去美术培训班里学了一阵，先学素描，素描太苦了，你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收益，作为兴趣，过把画画的瘾，还是学国画比较合适。于是，我在短暂的时间里有了一点国画的功底。后来到了大学，兴趣转到文学上，国画就扔掉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在我的那么多提供的课程中，第一份家教选中的居然是国画。因此，为了明天的授课，我只好在今晚加紧练习，好歹有点东西可以教给人家。
凯子见我为难的样子，道：“大白菜不好画，你可以画个好画的，人家只是个小学生，培养点兴趣，画不了太复杂的。”
“你说什么好画嘛？”我没了主意，反问他。
“比如画个皮球什么的。”
“去你大爷的，国画里面根本就没画皮球。”
“那你自己想想呀。”
“嗯，丝瓜，丝瓜应该好画点。”
“靠，画国画的人是不是都是农民呀，怎么都画土特产，干吗不教小孩画个高楼大厦呢！”
“你才是农民呢，一点文化都没有。”
次日我硬着头皮去教课，但效果出奇地好。对方的家长通情达理，在我跟他聊了些国画的历史以及画画对于陶冶情操的重要性之后，他就信任地把四年级的小孩子交到我手上。由于小孩之前完全没有基础，我只能从握笔和画线条开始教，离画实物还差得远了。我便觉得自己是游刃有余了，误人子弟名不虚传。
我把情况很乐观地告诉凯子，凯子道：“一切都在我预料之中，我就说你能行。”由于画画一周有一次两个课时，每次我赚三十元，这笔钱使得我们的生活从揭不起锅盖一下子跃至贫农水平，达到中农的水准指日可待。
凯子建议我再接一个家教。理由很多，但最大的理由是：得准备钱供应恋爱的花销。
我欣然接受。第二份家教很远，在崇文门，我骑着随时要掉链子的自行车，从小西天往西四，穿过整个长安街，大概骑一个小时吧。那时候体力好，吃力是吃力，但不会厌倦，骑在车上神思飞扬，很多美好的想像涌了上来。当你觉得这是为一场恋爱在积蓄资金的时候，无论多么劳累的事也会变得很愉快。有时候我在车上想像和左堤热恋的场面，并因此在该拐弯的地方走过了头。
我在下午时间授课完后，有时候骑车走在路上，随着下班的人流前进，而在屋宇密集的地方窗户上亮起点点灯火，也就是传说中的万家灯火的景象，这时候我会有一丝伤感，也想起远在南方的家人，特别有种与家人团聚的冲动。那时候，我常常想，等我跟左堤接上头后，我一定要告诉她这种感觉，有一个恋人倾诉该是多么愉悦的事。
有一天我骑车经过长安街东街的时候，被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拦住，他们是联防队员，他们没收了我的车。我的车是从缸瓦市黑车市场买来的，当然没有牌照。无论我怎么解释，他们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一个操着北京腔的人，平时你就不可能说得过他，现在他们有正当的权力，更说不过了。我口干舌燥之后，只好沮丧地步行回家。因为我太沮丧了，所以连公车都不想挤。我拖着已经麻木的腿回到学校，凯子听了我的遭遇，很郑重地对我说：“为了爱，什么都可以忍受！”
我突然哭了起来，倒在他怀里哭了起来，或许是因为疲劳，或许是因为其他。那一瞬间，他的影子和我父亲的印象重叠在一块。他闯入我的生活，淡化了我的坚强，激化了我的脆弱，哦，我现在是个多么脆弱的人儿。
妈妈曾告诉我，小时候我爸爸几乎没抱过我，一是他嫌麻烦，二则他认为这不是男人干的事。确实，在我记事中，从来没有跟爸爸亲热过，或者说，从来没有得到一种父亲怀抱中的安全感。爸爸有他自己的活动，比如说赌博，比如说看戏。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住在乡村的大院子里，我和妈妈住在楼上，妈妈听见楼下有狗叫的声音，知道有小偷来了，她就一手抱着我，一手拿着煤油灯，想到楼下看看兔子有没有被小偷偷走。不记得我几岁了，只记得我已经懂得恐惧了，也知道爸爸和姐姐都去看戏了，家里只有我和妈妈。妈妈一不小心踩空了，我们从楼梯上滚下来。我们被恐惧完全摄住了。
在成长的经历中，如果我和别的孩子打架，我经常是一个人战战兢兢地回家。但别的孩子却能够找来父母帮忙。
这种没有父亲保护的恐惧感一直根深蒂固地在我心里。在我所交往的朋友中，我一直倾心于有主见的、强悍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我很有安全感。后来想起小时候的经历，我渐渐意识到这种喜欢的渊源。
可以说，我越遇上挫折，就对凯子越有依赖感，因为他总会给你出主意，即便是馊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