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侯景贤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西南边陲曾经发生三次逃亡潮,第一次为1949年,数以百万计的旧政权军队和战争难民涌出国境避难,他们成为如今东南亚华侨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二次难民潮发生在六十年代,由于空前的自然灾害,当然还有人为原因,大批边民涌向境外谋生,他们被形象地称为“饥荒移民”。最后一次是“文革”期间,越境者都是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他们与其说对现实不满不如说对自己不满,他们逃亡的崇高理由是“解放全人类”。

我的朋友刘义便是这批年轻逃亡者中的一个。

那时候刘义在知青名册上还不叫刘义,叫侯景贤,昆明知青侯景贤与许多年后的泰华诗人刘义是同一个人。刘义向我出示一张插队知青的合影照片,年代久远的老照片像一片秋天的黄叶,表明我们人生的航船已经驶过一段很遥远的距离。我看见那个名字叫侯景贤的下乡知青穿越岁月的尘埃向我腼腆微笑,他身穿一件咔叽兰布中山装,挽起袖口和裤腿,背一顶草帽,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这是那个“文革”年代大多数下乡知青的标准像。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安心当知青?吃不饱饭?劳动艰苦?或者对现实不满?

他说:你错了,恰恰相反,我对当知青很安心。

我说:那么你到底为什么越境?

他说:因为人保组(公安机关)下达通缉令,要把我逮捕归案。

那天我们谈话的地点在曼谷闹市区一间窄小的阁楼上,老式电风扇开足马力,热浪扑面而来。我的泰国朋友刘义,准确说是前下乡知青侯景贤盘腿坐在席子上,他身下铺着一领竹凉席,竹席经过常年累月汗水浸淫,已经勾勒出一个清晰的人形来。他的坐姿像个百年老僧,半闭眼睛,好像达摩面壁。我感觉他的眼神很古怪,幽幽地泛着白光,像一条油锅里的鱼。

我专注地盯着他,好像研究一台染上病毒的电脑。关于老知青侯景贤,我此前隐约知道他有一个不幸福的童年,和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长史。对于二十一世纪生活在网络和电子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文革”的黑暗年代已经远去,变成地平线上的一片乌云。我经常被年轻读者问及:你那本《中国知青梦》是真的吗?真有那样可怕的事情发生吗?既然当知青不美好,你们为什么还要下乡呢?你们为什么不读大学?提问者没经历过“文革”没当过知青,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一代,而我像他们那样年纪还在广阔天地插队。我内心常常泛起一种悲哀,哀叹一代人的历史如此迅速就被淡忘,成为陈年旧事和发黄的纸片儿。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今天的青年还在上山下乡,还在被人生的乌云笼罩,他们的父母还在为儿女搞到一个顶替指标或者一张回城证明而奔波,绞尽脑汁不惜出卖人格尊严,这不是我们社会乃至人类的悲哀么?社会进步如此之快,我有什么理由为此唉声叹气而不是感到庆幸呢?

侯景贤,男,1949年12月生。文化程度小学(或者没有毕业),自学初中。迫使少年侯景贤中途辍学的原因有二:一是刚过30岁的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尚在监狱服刑;二是中学对他关上大门,理由是“出身反动军官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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