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刘义

2000年岁末,我裹着一身厚厚的羽绒服,背着一只巨大的登山包走出曼谷新机场。

我一眼就认出站在出口的刘义。

刘义穿一件草绿色“鳄鱼”牌T恤,个子比我想象的短一些,壮一些,皮肤粗砺,给人坚硬的感觉,像闻名世界的泰国鳄鱼。他身上有种雄赳赳的霸气,叉着腰,目光炯炯,独来独往如入无人之境。我所以肯定他就是老知青刘义,是因为他站在那里气势如虹,我们目光相遇那一瞬,我吃惊地从对方眼神中捕捉到一些遥远年代的熟悉信号,这些信号属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红卫兵。

我们见面没有多余的寒暄,刘义第一句话就是:邓贤,你、当心,我这人,脾气坏得很咧!

刘义有口吃症,从前电话里不明显。我笑起来,我说:我们刚好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对。你不用担心给我罪受。

步出机场大厅,热潮迎面扑来,我看见那轮收敛光芒的太阳已经贴在西边的楼顶上,像一只红彤彤的咸鸭蛋。等我以最快速度褪下冬装,空调车内已是热汗一片。一位开私家车的朋友在以塞车闻名的曼谷绕了许多大街小巷,终于把我们送到下榻处,及至搬出行李,我已经热得像狗一样吐出舌头。

事先说好在刘义住处挤一挤,能省则省的意思。然而我看见面前这处栖身之所既非套房,也非居室,当然更不是宾馆,而是一间办公室。刘义在办公室的地上打一个地铺,我看见那是一张汗渍斑斑的旧凉席,一只硬枕头,曼谷四季炎热,所以连被子也省了。刘义白天把席子卷起来办公,晚上搬出来睡觉,如此往复循环,我想无需解释也就很能说明朋友的处境了。

我与刘义从未谋面,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书信往来,我知道他已加入泰籍,还是个汉语诗人,笔名刘舟。刘义在曼谷没有家,他的家在千里之外一处叫做“热水塘”的小山村,那里是金三角腹地,所以说他只是一个打工仔,在一家名为“泰国侨乡会”的民间组织做事。侨乡会没有实际内容,挂一块牌子,那些挂着理事长理事头衔的人一年难得露一回面,所以刘义就是这个组织的惟一代表兼办事员,对外头衔是“总干事”。

据说12月为曼谷一年中的凉季,室温大约维持在摄氏33度左右,我们坐在办公室一只陈旧的皮沙发上,沙发又窄又短,表面一层动物皮革被汗水浸濡得湿漉漉的,好像它比人更怕热似的。一台老式风扇发出艰难的呻吟,与窗外汽车马达形成噪音呼应。我不停用毛巾揩汗,此刻我身上的汗水就像拧开水龙头一样。

我问刘义,他是怎样关进蛮光监狱,又是怎样逃出来。我问他那些暴动知青的下落。刘义摇摇头说:我是在蛮光监狱当过一百天犯人,但是我并不认识那些暴动知青。因为监狱暴动在我入狱前一年就发生了。

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像只鼓足气的青蛙,“扑通”一声就从岩石上跌下来。我结结巴巴地说:可是你给我一个印象,好像你认识那些暴动知青啊!

刘义说:是的,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我感到自己满腔期待正在像稻田里的风一样迅速消失。一个惊叹号倒下去,代之以一串没有尽头的问号。刘义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他幸灾乐祸地说:你要是后、后悔,现在回去还来、来得及。

我恨恨地瞪着这个家伙,有种被他捉弄的感觉。转念一想,他本身不就是一个游击队逃兵,一个叛逆吗?我从包里取出采访本,然后笑笑说:对不起,我从不后悔,采访就从你这个逃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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