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们三个童年死党，二杜、大头和我一道登上开往外地的支线火车。火车开得很慢，车厢很脏，像尚未脱贫的乡村。短途乘客多为郊县农民，他们坐在火车上很开心，跟回家一样，随地吐痰，往窗外扔垃圾。列车员则把自己束之高阁，根本不出来为上帝服务。
我们此行是去探望一个名字叫做建国的老知青的家。建国是二杜的游击队战友，现在身份是烈士。他就是那个与敌人火车同归于尽的火箭筒手。
在一个县城小站我们下了车，二杜瘸着一条腿走在前面，我和大头紧跟着他。冬日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这座简陋的小县城，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好像走在一个古老的梦里。不久我们来到一幢老房子跟前。房子看上去很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它歪歪倒倒地与更多年迈老人拥挤在一起，彼此搀扶着。二杜熟门熟路地推开其中一扇房门走进去。
我看见海水样的阳光一下子涌进黑乎乎的屋子，无数栖息在黑暗中的灰尘仿佛受了惊吓，纷纷扬扬地飞舞起来。室内光线很暗，像一座亘古不变的海底世界，等到眼睛渐渐适应，我看见我们面前多了一个老人，不用说他就是这间房子的主人，老知青建国的父亲。
我相信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们眼前这位知青父亲更加衰老的老人，他基本上就是一具活着的标本，老人家对于我们的到来显得很激动，喉咙里发出一些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的声音。二杜扶着老人，侧着耳朵，像亲生儿子那样频频点着头。我惊讶地看见老人流泪了，一颗混浊的老泪从老人家干涸的眼窝里慢慢地渗出来，就像沙窝里的一滴露水。我们都被眼前这幅景象感动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说明老人多么需要人间关爱啊！二杜亲热地执着老人的手，像一对关系亲密的父子。老人在二杜搀扶下慢慢回到床上，然后像一棵消息树那样倒下去。
在我看来，二杜并不擅长谈话，他是个谦虚的人。但是此刻我的老同学一反常态地变得很爱说话，简直像个饶舌的老太太。我当然理解二杜的苦心，这幢摇摇欲坠的老房子确实太寂寞了，老人的老伴早已去世，老人独守着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晚年生活，而这一切灾难的原因都源于他们惟一的儿子建国三十多年前的不幸阵亡。
建国牺牲后被追记三等功，追认革命烈士，但是荣誉无法补偿他给父母带来的损失，因为他们失去了他这个惟一儿子。他们没能见上儿子一面，因为那个战场太遥远，属于另一个国家。老人也不能享受烈士家属的优抚待遇，因为建国是私自出境，也就是说，老知青建国参加境外游击队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类似自费留学，所以他即使做了惊天动地的外国烈士也与中国无关。
不管怎么说，建国的死重于泰山。然而烈士父亲眼下的生存困境则令我们的心情一片潮湿。我关心的问题是，儿子建国的一时冲动给他们年迈的父母带来怎样一场旷日持久的灭顶之灾呢？
老人没有亲人，全靠退休工资度日，一日三餐都得靠一个本家侄媳妇做好了送过来。我本来期待同老人谈谈心里话，但是老人吃过中药之后就归于沉寂，与荒凉的老房子融为一体。其实一切语言皆属多余，我眼前的一切：沙漠般的房子，枯树般的老人，凄凉冷落的夕阳晚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我了吗？我的一颗心忽然跌进一个很深的地方去，雄心壮志烟消云散。
二杜在桌子上悄悄留下一千元钱。我和大头也掏出钱来，但是遭到近乎粗暴地拒绝。二杜蛮不讲理地说：建国是我的战友，跟你们没有关系。
回程途中，车轮敲击钢轨发出流水一样无休止的单调声响，二杜脸色阴沉，目光始终望着窗外。他忽然没头没脑地抛出一句话：建国白死了。
大头问他：你跟谁说话吗？
他却变成一棵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