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报纸，我拿出温度计量体温。这次出门我和父亲每人带了一支温度计，准备随时随地测体温。而且我还有一个小计划：万一明天到机场，那儿的远红外测温仪把我的体温测高了不让我出境，我就用自带的温度计再测一遍。此前我已得知，机场已经要求出入境旅客测体温了。我是不是显得有点神经质呢--又有谁能证明我的温度计的权威性？这时我的体温是度。
因为我们入住，饭店升起五星红旗 想起父亲临行前对此行始终犹豫：我们国家正发生疫情的时候去韩国办画展毕竟不是个好时机，这会给对方带来许多不方便。韩方虽一再表示，中国的疫情不会改变他们既定的计划，父亲这个本该在1998年举办的画展，因为韩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拖延至今，但父亲仍然常常表现出三心二意。也许是和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先生的见面增加了父亲和我的信心。上个星期，4月22日，我们办签证之前同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的会面，他的友好和热情再次使我体会到这个国家对艺术和艺术家的尊重。那时因为中国的疫情，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已经关闭，韩国使馆也不再接待私人来访。金大使破例在使馆的会客厅同我和父亲见面，并赠送了他用中文写的新着《腾飞的龙》。金大使风度儒雅，彬彬有礼，讲一口让人惊异的流利的自然的汉语，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我从他的书中得知了他的实际年龄）。我们交谈了大约40分钟，在这非常时期，这应该是一个时间不短的见面了。我特别感受到了金大使的诚恳。交谈中我得知他对中国由来以久的感情以及他在中韩建交中的非常角色。这里不妨引用几段2001年10月金夏中先生就任驻华大使之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主要报道：
--今年55岁的金夏中大使是韩国着名的“中国通”。他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精明强干，处事老练。
--1965年金大使考入汉城大学中文系之后，对中国的感情日加深厚。大学期间他曾预言，不过30年，中韩一定建交（上世纪60年代，当还是大学生的金夏中把他这预言告诉朋友们时，他们都嘲笑他精神不正常。那时韩国人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成见，他们认为韩国同中共建交是不可思议的事。--笔者注）。
--金大使于1973年进入外交部之后，虽然工作岗位多变，但对中国一直十分关注。1991年韩国贸易代表部在北京成立后，金大使来到北京积极参加了韩中建交的会谈和磋商，为韩中关系的历史性突破立下了汗马功劳。1992年8月24日韩中建交后，金大使曾在韩国驻华使馆担任过首任政务公使。
--金大中总统就任后，金大使被提拔为总统礼宾秘书官，去年8月又晋升为总统外交保安首席秘书官。韩国政府把韩国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总统身边的重臣任命为驻华大使，充分说明韩中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金大使在《腾飞的龙》一书中讲述了30年来他与中国的缘分和对中国的了解、认识、喜爱。中国人的气质、思维方式、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将来会有何改进，中韩关系的未来等话题，在书中都有详细的深入浅出的论述。同时由于他的文学造诣和艺术鉴赏力，还使他结交了中国一些优秀画家。他问及我有什么事情他能够帮忙，我说，去韩国的签证若遇到麻烦，希望得到金大使的关照。金大使马上给签证处的卢圭德领事打了电话，然后说，现在就请去办理签证吧，预祝铁扬先生在汉城的画展成功。
我们开车去签证处办签证，那天因为中国的疫情，很多申请签证的人都被拒签了，但签证大厅里还是聚着不少人。我们在卢领事的关照下，15分钟后就拿到了签证。这一切使我愿意相信，父亲的画展应该会顺利。
但是今天晚上我失眠了。这在我是很少有的事。我一向睡眠很好，有时在国外也很少时差反应。记得去年我和军队作家项小米同去加拿大，她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能吃能睡，换了什么地方都能立刻睡过去。今晚睡不着也许和心情紧张有关，越睡不着越是浑身燥热，发烧一般。我拿出温度计又测了一次体温，体温果然上升了：度。这让我更加紧张，因为这个温度是不可能上飞机的。但我坚信我没有生病，这个温度不是我的真实体温。我躺在床上一遍遍地默念着“我必须退烧我必须退烧……”接着又猛喝白开水。就这样翻来覆去，有几分可笑有几分无奈。慢慢地天亮了，我再测体温时，我的体温竟是35度，怎么也升不上去了。虽然这个温度对我来说也并不正常，但至少这不是发烧吧。
天亮了，4月28号已经结束，现在是4月29号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