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后不久，人事科长丁井文一个电话打到大雅宝胡同宿舍，通知我清华大学建筑系聘我去教课，让我办理调职手续，手续简便之极。到清华后住在北院六号，北院原是朱自清等名教授的住宅，很讲究，但年久失修，已十分破旧，属清华次等宿舍了。比之大雅宝胡同则显得阔气，跟去的保姆恭喜我升官了，她便提出要加工资。妻已生了第三个孩子，命名乙丁，其时批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还是当个普通一丁好。据清华的人说，他们到美院遇到丁井文，丁曾问到吴冠中仍是“老子天下第一”吗。去年在清华美术学院新楼设计图的评选会中，吴良镛向清华美院新领导及评委们说：我透露一个秘密，当年到美院调吴先生(即我)是我去点的将。因美院以教员互调的条件要调清华的李宗津和李斛到美院专任，吴良镛知我在重庆大学建筑系任过四年助教，建筑设计要讲形式，不怕“形式主义”，而美院正愿送瘟神，谈判正合拍，我披上昭君之装出塞了。
我说出塞，是出了文艺圈子。离开了美院这个擂台，这个左的比武场，在清华感到心情舒畅多了，教课之余，在无干扰中探寻自己的独木桥。教课并不费劲，教素描和水彩。已往只重视油画，瞧不起水彩，为了教好课，便在水彩上下了功夫，我将水彩与已往学过的水墨结合，颇受好评，群众最先是从水彩认识我的，我被认为是一个水彩画家。建筑师必须掌握画树的能力，我便在树上钻研，我爱上了树，她是人，尤其冬天落了叶的树，如裸体之人，并具喜怒哀乐生态。郭熙、李唐、倪瓒们的树严谨，富人情味，西方画家少有达此高度者。用素描或水墨表现树可达淋漓尽致，但黏糊糊的油彩难刻画树的枝杈之精微。风景画中如树不精彩，等于人物构图中的人物蹩脚。任何工具都有优点和局限，工具和技法永远是思想感情的奴才，作者使用它们，虐待它们。从古希腊的陶罐到马蒂斯的油画，都在浓厚的底色上用工具刮出流畅的线条，这予我启发。我在浓厚的油画底色上用调色刀刮出底色的线，在很粗的线状素底上再镶以色彩，这色便不至和底色混成糊涂一团。如画树梢，用刀尖，可刮出缠绵曲折的亮线，无须再染色，我常用这手法表现丛林及弯弯曲曲的细枝，油画笔极难达到这种效果。
当时几乎没有人画风景，认为不能为政治服务，不务正业，甚至会遭到批判。后来文艺界领导人周扬说风景画无害，有益无害。无害论一出，我感到放心，可以继续探索前进，至于不鼓励，不发表，都与我无关，与艺术无关，我只须一条羊肠小道，途中有独木桥，让我奔向自己的目标，那里是天堂，是地狱，谁知!建筑系像一把伞，庇护了我这个风雨独行人。 我废寝忘食的工作令妻不满，说教课已不成问题，何苦再这样辛劳。其时她已调在清华附小任教，工作仍忙，乙丁尚躺在摇篮里，须人照料，保姆有点顾不过来。有宏已断奶，能独力行走，于是母亲再度进京，送回有宏，照料乙丁。因住房有了改进，生活较方便，母亲这回住得较久，并从老家找来一个远亲当保姆，家里的生活安排较妥，只是更穷，孩子多了，负担加重，我们曾领过多子女津贴，甚内疚。碧琴与我结婚前，他父亲反对，只一个理由，艺术家将来都穷，碧琴勇敢地嫁了我，今日品尝她不听父亲当年劝告的苦果。
我觉得建筑系的学生审美水平较高，一是文化水平较高，能看外文杂志，再是设计中离不开形式的推敲，同他们谈点、线、面构成，谈节奏呼应，实际已跨入抽象美领域，也正是他们专业的课题。故我有些建筑师朋友往往比一般画家同事更相知，向他们学了不少东西。学习绘画，必然涉及造型，涉及雕塑与建筑，巴黎的建筑系就设在美术学院中，我天天看到建筑系学生们扛着裱着设计图的大板在院内出出进进。清华大学建筑系有一次讨论绘画，教师们都展出作品，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展出作品参加讨论，梁思成展的是水彩罗马古建筑，好像是斗兽场，林徽因的作品也是水彩，带点印象派的效果。她身体很弱，仍谈了关于色彩的问题，结合舞台设计，她说大幕要沉着，宜用暗红，内幕可用粉红，好比新娘子的内外服装配套。梁思成留给我一个最难忘的举动，那是他讲中国建筑史的第一堂课，我也在旁听，未开讲前他从上衣口袋摸出一个小红本高高举给大家看，得意地说：“这是工会会员证，我是工人阶级了!”那年月，知识分子入工会标志一个大转变，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