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敲开了黄旭升家的门时，她发现是我，就显得很高兴，她说：进来，小声点，我爸爸这几天特别不高兴。
我们两个进了她的房间，我说：你给我教会国际音标。她说：你怎么知道我全都会了。我说：王亚军不是给你补了课吗？她说：你看见我进了他的宿舍？我说：你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说：是王老师有些怕别人看见。我说：为什么？他是不是怕男生恨他？黄旭生笑了，说：你恨他吗？我说：有点。她说：他不怕男生，咱们是小孩子，他怕什么。他怕大人，我听数学老师说，王亚军这人作风不好，让我别离他太近了。别单独进他的房间。我说：那你呢？她想了想，说：我觉得他很正派，他光是说英语，我去过他那儿几次了，他除了英语，对别的事都没有兴趣。突然听到另一间屋子里，黄旭升的爸爸黄震在跟她妈妈吵架。
她爸爸说：你胡说八道，我把什么都跟组织说了，你还要我说什么？你说，你天天跟他们混在一起，回家都有么晚，你以为你每个星期都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他们就会让你入？你太不理解我了，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黄旭升捂上耳朵，闭上眼睛。我说：上我们家去吧。她没有听见。我拉开她的手，说：上我们家去吧。她点头。
我们到了我家。妈妈客气地问，你爸爸好吗？黄旭升就不说话，眼中生出忧伤。爸爸跟妈妈的眼神又互相对视了一下。
那已经是乌鲁木齐的六月初了，夏天没有真正地来到，春天也没有过去。榆树是在这种季节结出一种叫作榆圈儿的花朵，许多人家粮食不够吃，孩子太多了，他们就会爬上树去采榆圈儿。然后，把它跟玉米面搅在一起，放在锅里蒸，散发出一种香甜的气息。在母亲与父亲怀疑的目光下，黄旭升开始教我音标。那种香甜气息从窗外飘然而入，使我的内心里充满快乐。
快乐的确在充满我的内心，在那种时候，我忘了离我们而去的阿吉泰，也许，这种快乐真是英语带给我的。
事情总是那样，如果黄家不出事，那她永远是课代表，我跟王亚军的关系就不会改变，更不会有我跟这个英语老师之间在以后发生的一切。
那天是一个有雨的日子，我们从学校回家。
我们住的楼到了，我好像在前边说过，现在再强调一下，她与我在同一个单元，我家住四楼，她家住一楼。一进单元，我立即感到出了什么事了。传来了哭声，是黄旭升她妈的哭声，而且不能够叫哭声，应该叫鬼哭狼嚎。我本能地朝左边拐去，而没有上二楼。那儿是黄旭升家，门口围了一大群人，大家都在看着里边，可是没有人进去。我以为她爸爸妈妈又打架了，就冲过去，想看看热闹。
大家显得有些安静，只有她妈的喘息声。我从大人的身子侧面，或者说是底下钻过去，看见她爸爸吊在房上，舌头伸出很长。显然，黄伯伯，黄旭升的爸爸，这个国民党的将军上吊了。我直到现在都记得黄旭升看到她爸爸吊在房顶时的表情：
她先是睁大了眼睛，像是被鬼吓着了。她朝后一仰，像是背越式跳高一样地，朝后跳起来，倒了下去。
有人开始喊着，先把他放下来。那时，在我的眼前再次出现了黄旭升刚才在班里的讲台上展示的全家福。我内心感到恐怖而刺激，童年时没有什么戏剧可以看的，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有人挨打，或者有人自杀。老实说，内心被恐怖环绕，有时是很愉快的。就像是你在看一部小剧场的话剧，里边的所有戏剧因素都紧紧地围绕在你的身旁，画面，静默，人物的动作，声音，光线，表情，最重要的是那些参加进来的所有的人的话语——台词。那些恐怖因素永远会使你感到激动。没有什么事，比突然听到了你的熟悉的人的死亡更让人心动的了，那是平静生活永恒的兴奋剂。我正在充满惊吓的愉快之中，有人突然在身后狠狠拉我。我回头一看是父亲，我不想跟他走。
他硬是把我拉着，甚至揪住了我的耳朵，就像那天那个人揪他的耳朵一样地离开了死人，离开了躺在地上的黄旭升，离开了她妈妈现在已经变得有些悠扬的哭声。父亲把我拉回家里，对我说：以后别凑这种热闹。我说：为什么人吊死之后，要把舌头伸出来？父亲想了想说：可能是他生前还有些话没有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