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老道在不外出的时候，常在这棵古槐下闷坐，或者望着井蛙出神，或者凝视着空旷的黄河故道，面色灰暗而痛苦。他愈来愈潦倒，愈来愈怪僻了。出外卖膏药，崔老道常穿一件破烂的长袍。长袍内外约有二百块补丁。其实确切地说，那全是用一块块碎布联缀起来的，色彩斑斓，黑、白、红、黄、蓝、绿、紫，几乎集颜色之大成，左肩上还缝了一块牛皮纸，样子形同乞丐。 他衰老得太厉害了。脑后拖着前清时留下的一根小辫，白白的，细细的，有时散开了，那一撮可怜的白发便披散肩头，无光泽，也不整洁，如同一窝乱苘。因为头发稀疏，头皮便清晰可见，是淡红色的，有些黑色斑点。在发丛间，常有一两个跳蚤，蹦来蹦去，煞是快活。脸上铜锈似的老人斑重重叠叠，仿佛蟾蜍的皮。眉毛已经脱落，眼皮就显得特长，多皱，像两块污脏的破布，从额际吊挂下来。浑黄的眼珠，如同浸泡在两汪血水里。一张四方大脸成了骷髅。走起路来，僵直而蹒跚，一根指头就能把他捅倒。当然，没有谁捅他。 世人普遍对崔老道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寻常闲话间，如果有谁居然敢说：“崔老道的膏药也不过如此。”那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众人会立刻大张讨伐：“你小子见识过什么?”
“屎克郎打喷嚏，满嘴粪气!”
“哈哈!……”
直到那人灰溜溜的，再不敢作声，大家才算罢休，而且从此很瞧不起他。
崔老道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而惟其未知，才显得高深。没有谁去探究他的内心深处，他们只看到那只三条腿的乌龟、破烂的百纳衣、前清时的小辫、发丛间的跳蚤，还有一味不为人知的“绝药”。这些都是“宝”，足够人尊敬的了。有关崔老道的行迹，为古老的黄河滩增添了传奇色彩。尽管这里的土地仍是那么破败、贫瘠。
崔老道活了很大岁数，以致到了晚年，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岁。十五年前，他向人说过，那时已是九十三岁。过了七年，又有人问及他的高龄，他用二拇指勾了勾：“九十!”又退回去三岁。再过八年，他又说：“九十九。”这一次好歹没退，八年倒长了九岁。老糊涂了。但也可能是他故意这么说。此间有句民谚：人过百，阎王催。如果有谁真的活到一百岁，便只说九十九。老活着，就老是九十九，再也不会增长，大约是怕阎王爷逼命。但没有谁像崔老道这么跌股票似的跌下来，涨物价似的涨上去的。追究起来，颇有点愚弄阎王爷的意思了。
日本人投降那年，人们在狂欢过后，忽然想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崔老道了。后来才渐渐传出话来说，七月里，崔老道有一次从外地卖膏药归来，天色很晚了，秋风乍起，凉气扑怀，不一会儿又下起雨来，大地一片迷茫。
崔老道背着褡裢，裹紧破袍，沿一条泥泞草径，摇摇晃晃跋涉，终于来到鹤寿观前面的那颗古槐树底下，不料一失足，掉落井里，淹死了。也有人说，他是自己投井死的，活得厌了。
崔老道活了一百多岁，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个结局。人们很叹息了一阵子，为崔老道，也为他失传的那一味“绝药”。
但不久以后，大家发现一个精明的后生，在走村串乡卖白鸡膏。据说，他是崔老道惟一的弟子，叫二毛。崔老道在世时，有人见他跟崔老道背过褡裢，想来是不会错的。
二毛只有十八九岁，一说话就脸红，有些腼腆，人却聪明。他对师父古怪的相貌和生硬的言语，很不以为然。卖东西嘛，总要和气才好，更何况这本来就是救死扶伤，解人急难的功德事。
他出门卖白鸡膏，总穿得干干净净。地上铺一块很卫生的白布，膏药一贴贴封好，摆得很规矩。脸上呢，时时挂着微笑，很亲切地和人打招呼，一遍遍地宣传白鸡膏的性能、用途、贴法。周到和气，实在无可挑剔。为了招徕顾客，他不知还从哪里弄来一台留声机，放洋片，咿咿呀呀地唱，里头还有年轻女人的浪笑：“格格格格!……格格!……”
这么一来，果然光景大不一样。特别一到那些偏远的小村子，人们一下就把二毛给围个水泄不通。其中许多是年轻姑娘和抱孩子的少妇。如此盛况在崔老道时代是绝对没有的。女人们听着留声机，先是惊诧，继而不由自主地随着洋片里的女人大笑，接下去还是惊诧，两眼乌溜溜的：世间竟有这般奇迹!连那些平日最古板最正经的黄胡子老头们，也不再斥责女人们放肆，自己也忍不住“呼噜呼噜”地笑起来。这玩意儿的确开心!
下一次，二毛只要在村头刚出现，便有人振臂一呼：“放洋片的又来啦--!”霎时，一村人都惊动了。男女老少互相传告着，奔出院门。上次没捞到看热闹的老太太们，也拄一根拐杖，或由小孙女搀扶着，急颤颤地走出来，一路不断和人打着招呼：
“老嫂子，你也去听洋片?”
“听洋片!不怕人笑话，老了老了，又洋兴起来了。嘿嘿嘿嘿……”
………
二毛的留声机给闭塞的乡村带来了许多欢乐。他自己却日渐消瘦，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起来。师父崔老道死后，二毛辛辛苦苦跑遍了故道两岸的百十个村庄。然而令人沮丧的是，白鸡膏却几乎没有卖出去一贴，人们似乎只记得他是个“放洋片的小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