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戏，演出的是访贫问苦。我和几个一起去北大荒的9个同学，当时流行小演唱“八大员”，指的是炊事员饲养员之类，我们就被队里人戏称为“九大员”。（这“九大员”中，此次重返北大荒中来了我、老朱、李龙云、建国和秋子5个人）。我分别悄悄地跑到这3个“反革命”的家里，想像毛泽东当年搞《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一样，也去调查真实的情况，撑起革命的旗帜，施展革命的抱负。
那一年刚入冬，踏雪迎风，身后甩下无边无际的荒原，心里充满小布尔乔亚的悲天悯人情怀，我走进的第一家，是2队最北边的一间拉禾辫子盖的泥草房，是3位中的一位，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农的家中，我看见家里穷得盆朝天碗朝地的，而他自己则光着膀子穿着一件单薄的破棉袄。不知道我来了哪一股子劲，当场脱下来临到北大荒之前姐姐给我的那件崭新的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感觉良好地当了一回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他就是赵温。我们2队的木匠，干一手好的木匠活，唱得来一腔好嗓子京戏。
多少年过去了，他始终记住我的那件棉大衣。我始终记住我们之间的友情。
第二场戏，演出的是激扬文字。和同学一起连夜赶写了3张大字报（我写了前两张，建国写了第三张），慷慨激昂，挥斥方遒，有事实有理论，有文采有感情，掷地有声，不容辩驳。第二天一清早，墨汁未干，把大字报贴在队里的食堂的墙上，胸有朝阳般等待着人们特别是将这3个人打成“反革命”的队部的头头前来看我们的杰作。
第三场戏，演出的是现场辩论。那时，我们的食堂是全队的政治中心，大会小会，一切活动，都要在那里举行，俨然是我们的“人大会堂”。一连几个收了工的晚上，全队人被我们的3张大字报磁铁吸石一般招呼到食堂里，我们和坚持要把那3个人继续打成反革命的对立派进行唇枪舌战的激烈辩论，吐沫与手势齐飞，语录和标语共舞。在连续几个夜晚的辩论会上，我和李龙云是主角，特别是李龙云，他的口才与雄辩，他的慷慨与激情，连发炮弹一样，真真是有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意思，成为了舌战群儒的孔明似的，不时的让对手哑口无言，赢来我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赵温始终坐在我们的身边，而我的心始终站在他的那一边。我们之间的友情，在这样的战斗中一次次地被淬火，被洗礼。
只是队上的头头没有出场参与辩论，但每晚都来，躲在角落里，不住燃烧的香烟烟头和目光一起闪烁，一言不发。我以为我们在节节胜利。
我根本没有料到，第四场戏就要开场，我已经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断头台就横在我的面前。
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队了。这是队上的头头搬来的救兵，要演出一场气势汹汹的借刀杀人。工作组进队的头一天一大清早，便召集全队人马在食堂里开会，因为在场院上值夜班脱了一宿的谷子，我当时却正猫在赵温家想睡个安稳的觉，哪里会想到大祸就要临头。工作队长指名要找到我必须参加大会，别人却哪里也找不到我，问谁谁也不说我在哪里，队上的头头亲自出马了，他料事如神一般，推开赵温家的房门，一脸我以为是有些谄媚的笑，其实是得意的笑里暗藏杀机。我被叫到了食堂，黑压压的人群簇拥着台上新来的工作组的组长，军大衣不穿而是披在身上，《林海雪原》里的少剑波一样，几分潇洒倜傥。当他看见队上的头头向他挥了挥手，知道我已经来了，开始极其严厉地说起了一长段火药味儿很浓的话，其他的话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有这样一句话至今清晰在耳，那就是他声音高亢地说：“肖复兴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事了！”那一刻，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投向我这一边，目光像是聚光灯似的落在我身上。
紧接着，工作组的组长找我们“九大员”分别谈话，这位年纪和我一样大的，66届老高三毕业的组长，是友谊农场的党委书记的秘书，他开始向我大背整段整段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语录，密如蛛网遮下来，雨打芭蕉打下来，先把我说晕，然后，义正词严地向我指出和队上的党支部对着干而为3个“反革命”翻案的问题性质的严重性。显然，他和队上的头头已经认定，我是“九大员”中的罪魁祸首。
在一天收工后的黄昏，李龙云找到我，悄悄地问我：你的日记里有什么怕别人看的东西没有？
我连想都没有想，对他说：没有。
他说：你还是先仔细看看，得留神那帮人。
果然，如李龙云所料，工作组查抄了我写的所有日记，还有当时我写的几本诗。
我知道，一切已经在劫难逃。心里一下子灰暗下来，心想3个“反革命”没有能够平成反，我自己倒先折了进去，真有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味道，所有的朋友都为我担心，我自己更是不知道未来迎接我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我只是知道，就是这时候，我和赵温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不可测的命运已经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成为了一根绳子上拴的两只蚂蚱。如果说最初对于赵温，我还多少有些普度众生居高临下的感觉的话。那么，现在，我已经和赵温一起成为普度众生所需要搭救的共同对象。
从那以后，我和赵温的友情越来越深，保持到现在长达36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