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柏林，是我在3队组建宣传队时认识的。那时，武装营成立，营部就设在3队的大道北面，营教导员是邓灿，他把我召去营部负责组建宣传队。人员基本以3队的为主，和我先后报到的，外队来的，就有一个人，他就是袁柏林。一个个头不高却很精神的小伙子，哈尔滨知青，我知道他是打洋琴的，我们正缺一个打洋琴的。我和他睡在营部的一铺炕上，天冷，就睡在一个被窝里，亲如兄弟。在大兴岛乃至建三江大大小小的角落里演出，大部分时间来往没有车，都要在那甩手无边的荒草甸子或弯弯曲曲的沙石路或泥路上走，都是我和他走到最后，我和他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用一个木棍抬着洋琴盒，路远无轻载，走的路长了，洋琴盒便显得很沉。大概是因为我总和他一起抬洋琴盒，让他觉得本来应该是他自己的事，有人在帮助他，所以他一直都很感谢我。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大爱讲话，我们彼此之间交流得并不是很多，大多时候都是默默地走，但在夕阳下或在月光中，乃至在细雨蒙蒙或飞雪飘飘中，洋琴在盒子里似乎和我们彼此的心一起在唱，我们都感到很亲近。
那一年，武装营的宣传队要解散了，我分到场部当老师，他留在3队干农活。分手的那一天，他送我走到3队的大路口，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了老远，回头一看，他还在路口那里站着。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1974年，我离开了北大荒，我到3队和他告别，留给他我家的地址，对他说，如果以后到北京来，到家里找我。分手的时候，他又是到3队的大路口送我，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了老远，回头一看，他还在路口那里站着。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我们再也没有了音信。谁想到，竟然在今晚的聚会中见到了他。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是告诉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能够再见到你，我一直在找你。
这句话，一下子让我心动。我在问自己：这么多年，你也一直在找他吗？真的，想到这一点，我感到惭愧。人生匆忙和烦扰中，让我遗忘了许多人和许多事，记忆如同一件漆皮脆薄的家具，经不起时间的磕碰，斑驳脱落的，却往往是我最应该珍惜的呀!
他又对我说：我把你这些年出的书，在哈尔滨能够买到的都买到了，我家里摆着你的书有一排。
这话让我感动，便越发的惭愧。
然后，他又告诉我：1982年秋天，他旅行结婚到了北京，怎么那么巧，到了北京的第一天，买了张《北京晚报》，因为他知道我写东西，是想看看报纸上面有没有我写东西，怎么那么的巧，那天的报纸上正好登载着我写的一篇散文《北大荒归来》。那年，我第一次回北大荒，写了那篇感想。真是阴差阳错，不是早一天，也不是晚一天，就在他刚刚到北京的那一天，北大荒和我的名字一起竟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感到分外亲切，也觉得是他和我的缘分。按照我留给他的地址，他带着新婚的妻子好不容易找到我原来家的地方，而我已经搬家。
我一直打听你，都过去了整整30年，今天才又见到你，你知道吗，你影响了我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