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墓地中轴线前下方左起第二座坟茔，被编为“四号墓”，清理后知道，这是包公的长孙，也就是被崔氏收养的螟蛉儿子包永年之墓。
“五号墓”被掘开后，随葬器物竟同包永年的“四号墓”一样，也是清贫得惊人。除当时日常使用的铜镜、铜钱、瓷碗而外，似乎也只比“四号墓”多了一枚铜印、两件水晶珠和一方砚台。
从“五号墓”出土的墓志铭上确认，这是包公次子包绶和次媳文氏的合葬墓。包绶夫妻合葬墓的清理，让世上知道了包公身前身后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嘉祐七年，即一○六二年的五月十三日，包公正在枢密院处理军政要事，突然发病，被招回家，从此卧床不起。包公心里明白，自己已是凶多吉少，来日不多。他把包绶（当时乳名还叫包綖）唤到床前。望着只有五岁还是个顽童的包绶，包公不觉连声叹息。
他心里十分清楚，他死后，儿子包绶会受到“荫补”，继续在朝中为官。正因如此，他才格外地放心不下。于是他拿起笔，写出了自己最想说的几句话，也算是自己的一份书面遗嘱了：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刑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
他告诫包绶以及后世子孙，一定要以廉洁为本，绝不允许去干那种贪赃枉法的勾当。如有了不肖子孙，不准他进包家大门，死后也不准埋在他的墓园之中。
遗嘱可谓写出了包公的性格。他还担心一纸遗书容易损坏丢失，又明确交代，要把一字一句地刻在石头上，然后砌到堂屋的墙壁上去，让世世代代的人都知道，都来监督包家子孙的一言一行。谁违背了他的遗愿，就不是他包拯的后人。
包公卒于嘉祐七年庚午，即公元一○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