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他们在约定的地方碰上头以后，包义旭带路，二人向离包河公园不远的宁国新村走去。 一路上，包义旭很兴奋，话也多了起来。他给程如峰谈起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包家内部的故事。
他说，包公因为是突然离世，当时的宋仁宗赵祯很是悲痛。仁宗皇帝为追念包公生前的功勋，不仅照顾他的儿孙在朝为官，还特别敕赐了一位“奉祀生”。这个“奉祀生”，通常叫“恩生”，在包氏家族中，历来被看作族长。既负责管理包公祠堂、包公墓园以及有关包公的文物和文史资料，还代表包氏的后裔接待来访的客人。因为“恩生”是世袭的，一般只能由长房长子接任。正因为这个人是一族之长，大家就都尊崇他，也都听他的。过去“恩生”就住在香花墩上的包公祠旁边，所以包家人不叫香花墩，叫它“包墩”。“包墩”可以说是包家的一块“圣地”，天下包氏的后裔没有不知道“包墩”的。
他说，最后一代“恩生”，是包公的三十五世孙，叫包先海。包公的画像，《包氏宗谱》，都保存在包先海的手里。据说，那幅包公的画像，是在包公生前画的，大小和真人差不多，白脸，长胡须，头戴乌纱帽，帽翅儿很长。因为包公的个子不高，上朝时文武百官常常挤得他透不过气来，宋仁宗赵祯特地赐给他一顶帽翅很长很长的乌纱帽。这办法很管用，从此以后，再也没谁敢挤对他了，怕碰坏了他的帽翅儿得罪了皇上。那张真人大小的包公画像，从元、明、清，经过民国，一直传到了包先海。那画像平日是用黄绫子口袋装着，放在一个早已磨得发亮的樟木盒子里。每逢农历春节，大年三十，包先海就把画像取出来，挂在包公祠的中堂上。全族人都集中在那里，然后，按辈分一代一代地瞻仰祖容，叩头拜祭。过罢年，画像就又收起来。日本鬼子来时，大家四处逃跑，包先海跑到哪里，就把画像、家谱背到哪里，传家宝是不能丢失的。解放后不久，市文化局一位干部找到包先海，说是要把包公画像调到北京鉴定鉴定，假如真是世代相传，那就是国宝了。包家一合计，猜想这恐怕是要把它献给毛主席，又激动，又舍不得。大家认为送上去后，八成不会再送回来了。包先海就把画像拿到照相馆，拍了一张黑白的底片，然后，印了好些张，一家发上一张，留作个纪念。谁知，有一天，包先海高兴地直着嗓子对大家说：“祖宗像在故宫博物馆展览了三个月，又被送回来了！”
包义旭说得眉飞色舞，忽然想到了什么，叹了口气，就再没说话了。
走进包训芝家，程如峰才知道，自己走进的正是包氏家族最后一代“恩生”的家。包先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就叫包训芝。包先海原打算在肥东县大包村老家的亲房中间抱一个侄儿做继子，好让“恩生”后继有人，谁知，解放以后包公祠由人民政府接管，“恩生”的事便从此作罢，包先海抱的儿子也就一直没有到城里来。一九五四年农历八月初八那天，包先海去世，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就都由女儿包训芝保管。
程如峰十分希望亲眼看一看包训芝保管的这些东西，但他怕这些东西很难逃过浩劫。所以问得格外谨慎。
提起画像和家谱，包训芝话没出口，眼睛就红了。她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包公祠里用檀香木雕的包公像就被合肥工业大学的红卫兵用刀劈得粉身碎骨，两旁原有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雕像，统统被打翻在地，连石刻的包公像也被砸毁。后来，合肥教院的红卫兵知道她就是世代守候包公祠的“恩生”之后，大字报一直贴进了她的家。那几天，她怕极了，就主动把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交给了街道上的居委会。再后来，画像和家谱就全被红卫兵搜出来一把火烧了。包公的画像画在宋代的麻鲜纸上，不大起火，尤其是陈年的画轴，根本烧不动。红卫兵干脆就把它挂在一棵老槐树的枝桠上，浇了煤油烧，烧得狼烟四起。同时被烧了的，还有当年包公的一张任命状，和收藏至今的包公生前穿过的一双长筒朝靴。
包训芝回忆说，当年包遵年见这场面气不过，抢过扫把要去打学生，结果被学生揪将起来游斗，还被剪成了“赖梨头”。
程如峰注意到，包训芝讲这段往事的时候，虽然流露出一丝难过和惋惜的情绪，但并没有明显的不满，甚至很平静。这毕竟还是在一九七三年，令人生畏的阶级斗争，还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包训芝岂敢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口出怨言。
但是，包训芝的家到底是世袭“恩生”，长期处在包氏家族的中心点和制高点上，因此，毫无疑问，她知道的内情，要远比包义旭丰富得多，全面得多，也翔实得多。当程如峰问到包家是否藏有包公墓图的可能时，她想了想说：“没有单纯的墓图，家谱上画有墓图，家谱虽然被烧了，但那本家谱我看到过，大兴集那是包公墓不会错。那儿除原先就有的十几座老坟外，后来包家的任何人就不准再葬在那儿。”
程如峰追问道：“肥东县的包村，是包公的出生地，那儿还会藏有家谱吗？” 包训芝摇着头，说：“不会有了，不可能有了，收藏的谱早进造纸厂了。”
程如峰十分懊恼地感慨道：“不管怎样看待包公，包公他毕竟是历史上极有影响的一个人物，有些重要的东西总该保留一点吧。我们不能不要中国的历史，一概否认老祖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