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看守所里，就是北郊的路塘看守所。我的身上到处都是紧的，头皮、舌头、嘴角、胸口、屁股和小腿肚无一处不紧，也就是说我全身都肿了，仿佛把自己的每个器官都放大了一倍。同室的几个强奸犯告诉我，医生已经给我擦了好几次药，还用听诊器听了我的胸口。下午，那个中年男医生走了进来，他一边给我擦药，一边和蔼可亲地：“广贤，你只是外伤，过几天就好了。”他说话的口气慈祥，擦药的手轻柔，每擦一个地方就问我痛不痛？我从来没有被人这么侍候过，迷糊中已经把他当成亲人。我甚至轻轻地喊了几声“妈妈”，只是因为嘴巴还肿着，声音没有传出来。要不是已经有了一点人生经验，我当时就想坦白，甚至愿意夸大自己的罪行，以报答他对我的治疗。
看着天花板上的黑斑，我问自己当时为什么不从张闹的后窗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后窗，脚底一抹油，张闹也就有了下来的台阶，没准她会说：“对不起，我只做了一个噩梦。”还有，我在送张闹裙子之后，为什么不去探探她的口风？哪怕偷偷地去观察她几眼。假若事先看到她穿上那件蓝色的连衣裙，我不高兴得翻跟头才怪呢，怎么会蠢到溜进她的房间。更不用说于百家这个魔鬼了，他好像已经深入到我的内部，随便说什么在我身上都能起化学反应。你想想，假如他不说小池像豆腐，我会把张闹联想成豆腐吗？假如他不写信来叫我闭上眼睛，我敢大起胆子去开张闹的窗口吗？
这么说，于百家似乎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公正地讲，千错万错还是我自己错。百家明明写信警告我不要干这种蠢事，我却没有听。百家当时想留下来，不愿意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却死劝他回去，还拿三个公章来吓他，还要他对小池负责任。如果我不吓他，不提小池，没准他就留了下来，没准会比我提前溜进张闹的房间，哪怕是提前几秒钟，有他在，根本轮不到我。再说，当初我就不应该跟于百家说张闹，我就是想得下身软不下来，也不应该告诉他。只要不告诉他，我就听不到他的鬼主意，就不会把自己弄到笼子里。千错万错还是嘴巴错，我扬手打了一下罪魁祸首，嘴巴传来一阵钻心的痛，刚刚结痂的伤口又破了，下巴流满了血。
负责本案的公安两次提审我，因为我的嘴巴还肿着，舌头还大着，便没法回答他们的提问，想说什么也只是一股散开的气，根本扭不到一块，形成字和句。我想，假如我是一个哑巴，那就不用他们审来审去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大不了头点地。我宁可一声不吭地被押赴刑场，也不愿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不瞒你说，那时候我还怕羞，还不敢去跟陌生人谈论身体的器官。跟于百家谈是一回事，跟赵敬东谈是一回事，就是不敢和陌生谈，特别是不敢跟板起脸的人谈。我忽然想起了于百家，如果说他只给了我反面的指引，那是不公正的，至少他折磨自己身体的行动，在我身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每天晚上，我偷偷地把结了痂的嘴巴抠破，让它长久地血肉模糊。我还故意咬伤自己的舌头，让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肿着、大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想回答问题。果然公安又提审了我一次，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摇摇头，张开嘴巴。那是一张百孔千疮的嘴，嘴唇和嘴角全是脓泡，一边嘴角高一边嘴角低，上唇下唇只有少量没肿没破的地方，那也是亮晶晶的，撑得像透熟的葡萄，轻轻一碰就会流出点内容来。舌头大得顶住了上颚和牙齿，想分担鼻孔的出气都不可能。这么色彩丰富、形状怪异的器官，若是有人骂它“歪嘴、烂货”一点也不冤枉。在过去，这可是一张吐字清晰反应灵敏惹事生非的嘴，现在它总算得到了报应。公安一看就知道，要提问这样的嘴巴，恐怕连个标点符号都问不出来。他们一挥手，把我押回监室。
李家庭又提着药箱来给我治嘴巴，我终于想起了那位医生的名字。他给我上药，贴纱布，轻言细语地：“广贤，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有撞墙的，有吞药瓶的，有想上吊的，有咬舌头的，结果没一个有好下场。要想有好一点的结果，就老老实实地交待错误，尽管有人歪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我可以证明它还是基本准确的。你按我说的去做，相信会有公正的判决。”他的话像毛毛雨，每次给我换药总要下一阵，我抵触的情绪被他慢慢地泡软。刚好同室的一个强奸犯因为摆事实讲道理，被放了出去，这让我见证了嘴巴的好处。我开始配合治疗，不到一个月，嘴巴就痊愈了。
但是、可是，万万没想到再也没人提审我。我这个笨伯每天对着窗外喊“冤枉呀冤枉”，却没有任何人理睬我。他们都忙着贴大字报、揭批反动派去了，像我这样的偏房再也没有人宠幸。我喊了一个月、一年、两年，从60年代末年喊到70年代初年，都没有人提审我。我想当初也许不应该搞烂嘴巴，要是配合他们提审，没准早就无罪释放了。这是何苦呢？自己把自己弄得白白关了两年多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