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庄园的主人，也就是娜塔莎·米特斯基父亲的表兄，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宴会。别连契科娃伯爵夫人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但还是不停地为自己的衣服皱眉头，一会儿拉拉带子，一会儿厌恶地摸摸袖口，仿佛觉得自己这身服饰比客人的装束要逊色得多。她明显有责怪自己丈夫的意思，只要丈夫一开口说话，就怒声抢白他。仆人们也没有能逃脱厄运，她不停地吆喝他们给倒酒（倒的是酸葡萄酒），尽管我们安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长桌子上，面前的玻璃杯上都装得满满的。不过，她把最尖刻的话和最愠怒的眼色都奉献给了丈夫。
她呵斥着，骂丈夫愚蠢、无知，“离任何东西都有两俄里远”；她丈夫对此只是微微一笑，仿佛有妻子这么重视他，他感到很高兴。
他妻子领着一群女人去了客厅，我们便到他的书房去休息。我以为这下子他总该停止微笑了吧，不料他笑得更加无所顾忌，说：“先生们，你们觉得乡下的生活怎么样？”
我们回答说好极了，非常羡慕他们生活的乐趣。
“是的，呵，是的！”他缓慢地说。“乡村生活是任何生活都无法超越的。不，我甚至要说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乡村生活的那种宁静是其他任何环境都无法比拟的。”
我心想，别连契科夫伯爵的家中最缺少的就是宁静，但是我却深深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戈尔洛夫也点了头。“呵，”伯爵说，“我自己很满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贬低别人感到满意的环境。让他们各享其乐好了！”我们对他的这种宽容大度也表示了赞许。“那么！圣彼得堡的情况如何？”伯爵说着，给我们俩各倒了一杯法国白兰地。
我不知道伯爵对皇室首都的哪个方面最感兴趣，就巧妙地回答道：“很好。”
戈尔洛夫看到伯爵转身面对着他，就眯着一只眼，一副沉思的样子，说：“和平常一样。”
“是的，是的，”伯爵说着，庄重地点头。“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他慢慢地坐在我和戈尔洛夫之间的一张椅子上，表情哀怨地看着壁炉，里面几根柴火在燃烧着。他又说：“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说这话的神情似乎一切都不出他的所料，所以戈尔洛夫和我都期待着他说清楚究竟明白了什么。我们正在等待着，看着别连契科夫伯爵用手指转动着那只装满了白兰地的杯子，突然伯爵夫人那沙哑的声音早已进来了，尽管她人还在外面。“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她的嗓门像汽笛，然后她昂首阔步地闯了进来。“我们的房间不够！”
“干什么用的房间，我的心肝？”伯爵站起来面对着她，微笑着问。
“供所有客人的房间，你这个白痴！就算把一个姑娘放到厨师的房间里去，咱们还缺一个房间！”
“您就别为这事费心了，夫人，”我说。“我很乐意到谷仓里去睡。”
伯爵夫人站在那儿眨巴了一会儿眼睛，然后一言不发地冲了出去。
别连契科夫伯爵沉默不语，这并不是他极力夸耀的那种宁静，我倒觉得是一种痛苦的隔绝。我问他：“你们的庄园在某些方面跟弗吉尼亚的种植园很相像，先生。你们这里什么庄稼效益最好？”
“效益？这里？效益？效益……”那个词完全把他难住了。“我们家的幸福——我的这个家包括三代人还有我的农奴——就是我每年投资的回报。”他抬起头来，向我微笑了一下，那是像水一样淡的微笑。“我采取了新的改革措施来改进农奴的土地，就是女皇鼓吹了好几年的那种改革。我把土地分给他们每个人，让他们自种自留。他们只需按庄稼的比例交纳一定的租金。”说到这里，伯爵忘了自己的思路，茫然不知所措。
“他们的……产量还好吗？”我问。
“他们几乎什么也不生产，”他回答道。“他们说要设备——要挽具，要犁。于是我给他们卖来最好的农具。不到一个礼拜，他们就把我花五十卢布买来的工具卖了，卖了三个卢布，拿去买酒喝！效益？效益？哦，是的，嗯……”
看到他困惑的样子，我真后悔不该问那个问题。“不过，”他说，“我为我的改革感到高兴，这不只是因为给农奴带来了幸福，还因为不管哥萨克人的暴乱多么猖獗，我们的改革是始终不变的。”
我看了看戈尔洛夫，只见他摇了摇头。
伯爵望着我——眼光不是很凶狠，但也没有带微笑。他只是平静地看着我。“是的，我明白了，”他说。“圣彼得堡的情况的确有那么糟。直到今天，他们还蒙着自己的眼睛。”
他把眼睛转向我，这时他的夫人又冲进屋来了。“真难为情！”她大声叫嚷着。“太难为情了，这样对待客人！”
“有什么……不合适的吗，亲爱的？”
她瞥了他一眼，眼珠子因为蔑视而骤然缩小。“我说那个德国人要在谷仓里睡觉，女士们听了都惊呆了。她们没这么说，但我可以看得出来，她们感到很惊讶。”
伯爵觉得这事很逗。他开怀大笑，然后纠正她的错误：“不，亲爱的。塞尔科克上尉是美利坚人！”
夫人耸了耸肩膀，觉得这没有什么两样。她眯着眼看了看我的制服，然后又耸了一下肩膀，恢复了刚才的苦恼，说：“我现在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