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有一位读者写信问我：用《秋》字作书名，除了“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这个意思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我因此想到《家》里面钱梅芬说过的那句话：“我已经过了绿叶成荫的时节，现在是走飘落的路了。”在《秋》的最后，觉新也想起了这句话，他自己解释道：“我的生命也像是到了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了。”《秋》里面写的就是高家的飘落的路，高家的飘落的时候。高家好比一棵落叶树，一到秋天叶子开始变黄变枯，一片一片地从枝上落下，最后只剩下光秃的树枝和树身。这种落叶树，有些根扎得不深，有些根扎得深，却被虫吃空了树干，也有些树会被台风连根拔起，那么树叶落尽以后，树也就渐渐地死亡。不用说，绝大多数的落叶树在春天会照样地发芽、生叶，甚至开花、结果。然而高家不是这样的落叶树。高家这棵树在落光叶子以后就会逐渐枯死。琴说过“秋天过了，春天会来……到了明年，树上不是一样地盖满绿叶”的话。这是像她那样的年轻人的看法。琴永远乐观，而且有理由乐观。她绝不会像一片枯叶随风飘落，她也不会枯死。觉民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必须脱离枯树。而且他们也一定会脱离枯树（高家）。所以即使像琴和觉民那样的高家青年会看见第二个春天、第三个春天，乃至三十五年以后的这个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空前明媚的春天，但这早已不是高家的春天了。高家早已垮了，完了。克明和觉新想挽救它，也没有办法。克明是被它拖死的。他死在它毁灭之前。觉新多活了若干时候，也可能一直活到今天，接受改造，因为究竟还有新的力量拉了他几下。在小说的最后觉新好像站起来了。其实他并没有决心要做一个“反抗者”。他不过给人逼得没有办法，终于掉转身，朝着活路走了一步，表示自己的“上进之心并未死去”。以后或死或活，或者灭亡或者得到新生，那要看他自己怎样努力了。
《秋》只写了高家的“木叶黄落”的时节。下一步就是“死亡”。“死亡”已经到了高家的门口。不用我来描写，读者也看得见。高家一定会灭亡。但是我在那个时候不愿意用低沉的调子结束我的小说。当时连我自己也受不了灰色的结局。所以我把觉新从自杀的危机中救了出来，还把翠环交给他，让两个不幸的人终于结合在一起，互相安慰，互相支持地活下去。我曾经说过觉新是我大哥的化身。我大哥在一九三一年春天自杀。这才是真的事实。然而我是在写小说，我不是在拍纪录片，也不是在写历史。
关于《秋》的结尾，我曾经想了好久。我也有过内心的斗争。有时候我决定让觉新自杀，觉民被捕；有时候我又反对这样的结局。我常常想：为什么一定要写出这样的结局呢？在近百年来欧美的文学作品里像这样的结局难道还嫌太少？我读过好些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作品，里面有不少传世的佳作或者不朽的巨著，作者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的现实，对不合理的人剥削人的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这些都是值得我佩服的。我知道他们写出了真实，我知道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制度一定会毁灭。但是作为读者，我受不了那接连不断的黑漆一团的结尾。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在三四个月中一口气读完了左拉描写卢贡——马加尔家族兴衰的二十部小说。我崇拜过这位自然主义的大师，我尊敬他的光辉的人格，我喜欢他的另外几本非自然主义的作品，例如《巴黎》和《劳动》，但是我并不喜爱那二十部小说，尽管像《酒馆》、《大地》等等都成了世人推崇的“古典名著”。我只有在《萌芽》里面看到一点点希望。坏人得志，好人受苦，这且不说；那些正直、善良、勤劳的主人公，不管怎样奋斗，最后终于失败，悲惨地死去，不是由于酒精中毒，就是遗传作祟。我去年又读过一遍《大地》（这次读的是新出的英译本），我好几天不舒服。善良、勇敢、纯洁的少女死亡了，害死她的人（就是她的姐夫）反而继承了她的茅屋和小块土地，她的丈夫倒被人赶走了。我受不了这个结局，正如三十年前我读完莫泊桑《漂亮朋友》，那个小人得志的结局使我发呕一样。我并不是在批评那些伟大前辈的名著；我也不否认在旧社会里，坏人容易得志，好人往往碰壁；我也了解他们带着多大的憎恶写出这样的结局，而且他们正是在鞭挞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我不过在这里说明一个读者的感受和体会。我读别人的小说有那样的感受，那么我自己写起小说来，总不会每次都写出自己所不能忍受的结局。固然实际生活里的觉新自杀了；固然像觉新那样生活下去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他多活几年或者甚至活到现在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事实上也有觉新那样的人活到现在的。而且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想过，在我的性格中究竟有没有觉新的东西？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至今还没有把它完全去掉，虽然我不断地跟它斗争。我在封建地主的家庭里生活过十九年，怎么能说没有一点点觉新的性格呢？我在旧社会中生活了四十几年，怎么能说没有旧知识分子的许多缺点呢？只要有觉悟，有决心，缺点也可以改正；人可以改造，浪子可以回头。觉新自然也可以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