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 金
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甚至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代售新书报的那家书铺，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很兴奋地读着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花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姐，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
《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的手里。在成都也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等刊物。……《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读书。大哥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他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书报回来（大哥工作的地点离那个书铺极近）。当时在成都新的书报很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
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我们在新花园里开第一次会，就被六姐的母亲遇见了。三婶那时刚刚跟我的继母和大哥两个吵了架，她便禁止六姐参加研究会。我们的研究会也就停顿了。
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结识新的朋友，而且和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草命”的传单（这个“草”字是传单上印错了的）。
（摘自《忆（1933—1936）·觉醒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