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起来像是头脑简单。”奎尔对着茶杯抽泣着说。
“哦,也许他是,这倒是我第一回听说。他们说他掉到冰下后还喊‘天堂见’。”
“我听说过,”奎尔说,他嘴里唾液咸咸的,鼻子肿了起来。“他还是个孩子。”
“十二岁。在捕海豹。他捕了和别人一样多的白海豹,突然癫痫病发作,从冰上掉了下去。1927年。”
“父亲有时给我们讲他。但他不可能是十二岁。我从没听说他是十二岁。如果他十二岁就淹死了,就不可能成为我的爷爷。”
“啊,你不了解纽芬兰人。他虽然只有十二岁,却已经是你父亲的父亲了,不过不是我的父亲。我母亲——你的奶奶——也就是西安的姐姐阿迪,西安淹死后她和另一个兄弟特维来往。他也淹死后,她嫁给了科基·哈姆,也就是我的父亲。他们在奎尔岬住了很多年——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后来我们搬到了锚爪港。1946年我父亲去世后我们离开了那里——”
“淹死的?”奎尔说,不由自主地听入了迷。他用纸巾擤了擤鼻子,叠起来放在茶碟旁边。
“不是。我们来到臭烘烘的锚爪港港口,被那儿的人群当成烂泥一样对待。有一个可怕的女孩,眉毛上长了一块紫色的皮疹。朝我们扔石头。然后我们就到美国来了,”她唱道:“‘心儿要去远方,地球多么悲伤’,这首歌我现在只记得这么一句了。”
奎尔不愿意想到自己的爷爷是一个乱伦的、有癫痫病的、杀海豹的孩子,但是没有选择。未知的家族之谜。警察冲进去的时候,那个穿着褪色的骑手牌短裤的摄影师正对着电话吼叫。奎尔的两个赤身裸体的女儿往厨房地板上喷了洗涤剂,正在上面溜着玩。
“她们没有受到明显的性猥亵,奎尔先生,”电话里的声音说。奎尔听不出说话的是男是女。“房间里有一台摄像机。到处是空白胶片盒,可是摄像机大概卡住了。警察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给卖摄像机的商店打电话,冲店员发火。一位检查儿童受虐待的儿科专家给孩子做了检查。她说没有查出他对她们有什么身体上的侵犯,只是脱光了她们的衣服,替她们剪了手指甲和脚趾甲。但他显然是有企图的。”
奎尔说不出话来。
“孩子们在社会服务处贝利夫人那里,”那个苍白的声音说,“你知道在哪儿吗?”
阳光脸上身上沾着巧克力,在玩一个带动一连串塑料齿轮装置的把手。小兔在一张椅子里睡着了,眼球在玫瑰色的眼睑下转动。他把她们抱到车上,紧紧地搂在他暖热的怀里,喃喃地说他爱她们。“这两个小姑娘长得活像当年的菲妮和范妮,我的两个妹妹。”姑妈说,飞快地点着头。“简直一模一样。菲妮现在在新西兰,海洋生物学家,对鲨鱼了如指掌。今年春天把胯骨摔坏了。范妮在沙特阿拉伯,她嫁给了一个放鹰的。也得在脸上罩一块黑布。过来,小姑娘们,好好跟你们的姑奶奶拥抱一下。”她说。
可孩子们却冲向奎尔,紧紧抓住他,像坠落的人抓住窗台,像一束带电粒子飞弧射向对面的电极,完成一个电路。她们身上带着“谢拉弗里”牌洗涤剂那种金盏花和香蜂草的气味。姑妈看着她们,脸上的表情深不可测。也许是渴望。
奎尔在困境中,看到了一个刚强的老妇人。他惟一的女亲属。
“留下来陪陪我们吧,”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他等着姑妈摇头说不行,她马上就要回去,只能再待一小会儿。
她却点了点头。“待几天。帮你们安顿安顿。”她搓着手,好像侍者刚在她面前放下一盘佳肴似的。“你可以这样看,”她说,“你得到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新的地方、新的人、新的景物。一块干净的石板。你看,有了新的开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我自己也在这么做。”
她想起了什么。“你想见见华伦吗?”她问。“华伦在外面汽车里,梦想着昔日的辉煌。”
奎尔想象那是一位老态龙钟的丈夫,不料华伦却是一条长着黑睫毛的脸皮凹陷进去的狗。姑妈打开后车门时,它嗥叫了起来。
“不要害怕,”姑妈说。“华伦不会再咬人了。他们两年前拔光了它的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