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一个精神正在失去重量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来谈论文学？精神语境的变化，文学的多元化，新的写作伦理的产生，似乎都在分散文学的注意力，谈论文学的公共平台已经消失。当文学被迫置身于一个广大、混乱的消费现场，它是否还有自己需要坚守的精神边界？换一句话说，当文学越来越成为消费时代里人类精神失败的象征，它的基本使命是否还是为了探究心灵、解释存在？——至少，在我的内心，是一直对文学心存这样的梦想。张大春先生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片非常轻盈的迷惑”，它既不能帮助人解决人生问题，也不会减少这些问题，它的存在，或许只是“一个梦、一则幻想”而已。1确实，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心灵里一种隐秘的奢侈念想，也是人类了解自身存在境遇的一条细小管道。假如文学不再集中描述存在的景象，也不再有效解释精神的处境，那么，文学也就不再处于它自己的世界之中了。
存在是文学的精神边界，存在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那些伟大的文学一直在为人类的基本在场作出描述、解释和辨析——这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但在今天，文学仿佛一夜之间就演变成了消费主义和欲望故事的囚徒，谁还有兴趣对存在进行穷追不舍的探查呢？存在已被遗忘，如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所说：“人类处在一个真正的简化的旋涡之中，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彻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终落入遗忘之中。”2然而，真正的文学永远是人的存在学，它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离开了存在作为它的基本维度，文学也就离开了它的本性。昆德拉称小说家为“存在的探究者”，这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提醒：“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存在的领域意味着：存在的可能性。至于这一可能性是否转化成现实，是次要的。”3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许多作家，都把这种可能性理解成了个人经验表达上的新奇和大胆，但我以为，存在的可能性，只会产生于对人类精神的复杂性的解析之中——离开了存在的视角，精神的暗处便无法被照亮；照样，没有对精神复杂性的充分认知，一个作家的写作也无法深入存在的领域。
强调写作的存在感和精神性，这对于丰富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维度，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中国文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历了多次文学革命，它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今，再对文学进行任何局部性的改良都已意义不大，我们需要的乃是一种“文学整体观”，一种能真正健全中国文学维度、扩展中国文学空间的文学整体观。——当代文学并不匮乏在某一个方面（如写实，或者语言实验等）有突出才能的作家，但在文学的整体关怀方面，却有着难以弥补的缺陷。
什么是文学的整体观？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个作家的写作不仅要有丰富的维度，它还必须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传统有着相通的脉搏和表情。过去，中国文学的维度基本上是单一的，大多只是关涉国家、民族、社会和人伦，我把它称之为“现世文学”。这种单维度文学是很容易被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所利用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就不乏这样的惨痛记忆。它描绘的只是中间价值系统（关于国家、民族和社会人伦的话语，只能在现世展开，它在天、地、人的宇宙架构中，居于中间状态），匮乏的恰恰是对终极价值的不懈追求。而在那些优秀的西方文学中，正是因为有了终极价值系统的存在或缺席这一参照，才使它们真正走向了深刻、超越和博大。这点，是非常值得中国作家学习的。
因此，所谓的“文学整体观”，就是要从简单的现世文学的模式中超越出来，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来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实现文学整体观的关键，就是要把文学从单维度向多维度推进，使之具有丰富的精神向度和意义空间。4
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起存在的维度——离开了这个维度，一个作家的文学观就是不健全的，残缺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加缪这样一些作家才会受到中国作家的推崇。不可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等人，为整个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划定了难以超越的灵魂边界和精神限度，也为二十世纪的文学如何转向存在奠定了基本的方向。甚至可以说，凡是二十世纪比较有精神质量的作家，无一不是与这几个名字的影响息息相关。卡夫卡等人那些直指内心的文字，开辟了文学面对灵魂的新的方式，也为人类精神的探索敞开了新的道路。他们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使中国文学具有了现代意识，并为中国文学引入了存在的维度。所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存在”作为一个嘹亮的字眼，就一直伴随着文学革命的暗流在作家的内心涌动，它像文学的语言和形式一样受到了新一代作家的重视。
这里所蕴含的革命意义是巨大的。因为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较为匮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长盛不衰的主要是世俗化的文学，致用的文学，教化的文学，精明得很的喻世文学——也就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学。其实，政治解释的不过是此在，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惟有能将此在与曾在、将在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才是完整的、深邃的、直面灵魂与存在的文学。但历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充满强制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之中，写作在大多数的时候必须空洞地屈从于一个世俗化的思想目标。古代的“诗言志”，“兴、观、群、怨”，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作时代的留声机”，以及在苏联、中国流行多时的文学反映论，等等，这些文学主张几乎都是反存在的，它们所注重的是那个文学之外、作家主体之外的“志”和“政治”。文学被剥夺了直接面对存在的权利，在它与存在之间，总是横亘着“志”和“政治”。慢慢的，存在就被“志”和“政治”所遮蔽，文学也就成了一种宣传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