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多慈在学校闪现的艺术光芒,是徐悲鸿非常珍惜的。他不愿意看到孙多慈沉寂下去,就与孙多慈家人商量,与其无所事事,不如去广西政府谋职。孙多慈父亲同意了,他们一同到了广西当局所在地的桂林。身为广西座上宾的徐悲鸿,帮助孙家父女在广西省政府找到了差事。孙家安定下来,徐悲鸿得以与孙多慈时常见面,泛舟于漓江上,漫步于山水间,艺术与人生的话题使两颗孤寂的心贴得很近。
饱受情感折磨的徐悲鸿仿佛年轻了不少,而孙多慈也成熟了许多。严师的自尊,少女的矜持,都被清澈纯净的漓江水波席卷而走了。
沉浸在诗情画意中的徐悲鸿与孙多慈,共同营造一段最为美好的幸福时光。他们并没意识到,这也是他们一生不再会有的短暂日子。徐悲鸿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要找回的,只是他与恋人结婚的权利。他以为孙多慈父亲最在意他的已婚身份,找律师咨询之后,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广西日报》登出告示:“徐悲鸿启事:鄙人与蒋碧微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的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同去旅法留学的好友沈宜甲,看出徐悲鸿与孙多慈内心的煎熬,很想帮他的忙。这天,沈宜甲专程去孙家拜访,乘着孙传瑗春风满面,沈宜甲拿出《广西日报》给他看徐悲鸿启事,委婉地提及孙多慈与徐悲鸿的关系,不料孙传瑗顿时脸色大变,一口回绝:“徐先生和我女儿是师生,要想打破这层关系,我是决不许可的。”
徐悲鸿原本指望老友出面,孙传瑗能转变态度,承认他与孙多慈相爱的事实,进而同意孙多慈嫁给他。没想到孙传瑗毫不通融,还做出了一个令徐悲鸿大感意外的决定,携全家离开桂林去其他地方,说是避免“无谓的是非之事”。
沈宜甲写信给一位朋友,其中道出他的看法:“悲鸿固已在桂林登报与蒋女士脱离同居关系(事先曾请教几个法律专家,皆云无违法之处),但与某女士(孙多慈)结婚,乃外间揣测之辞,事实上恰恰相反。此报登后,不数日,某女士即独自离开桂林,大约永不再回矣。悲鸿现埋头乡间,拚命作画,局外人焉知其中痛苦。即使某女士千肯万肯,无奈其家人混蛋无聊。而将来即便结婚后,因女儿关系,又不能断绝往来,真是悲剧……”
沈宜甲感叹:“某女士(孙多慈)幽娴贞静,旧道德,新思想,兼而有之。外间不知内容者,以为此定系一浪漫女,实则系一极苦痛之女子耳。”
地处抗战后方的桂林,见证了一段乱世之爱。
徐悲鸿孙多慈虽不能结婚,毕竟可以相见,此一别山重水复,又在局势险恶的战争状态,徐悲鸿和孙多慈都有不祥预感,也许真是“有情人难成眷属”吧。徐悲鸿用登报启事表明态度,他尽力了,他只能承认败给孙多慈父亲,眼看着孙多慈离他而去。
孙多慈毕竟年轻,也许以为来日方长,她送给悲鸿亲手织的一件咖啡色毛衣,对徐悲鸿的忧伤抱以温和的微笑,背过身去,把泪水的苦涩默默吞噬。她不会想到,她与徐悲鸿的分离竟长达今生今世,无法再见一面。
孙多慈随家人走了,留给孙多慈与徐悲鸿的,是一样椎心的情思,两份无尽的怀念。孙多慈一家辗转来到浙江丽水,浙江省政府内迁于此,孙多慈女友李家应父亲在省府任职,孙传瑗也就进省府教育厅,孙多慈则是到碧湖联高当美术老师。李家应曾说,徐悲鸿来信鼓励孙多慈画画,而孙多慈愁肠百结,心情悲观,根本无法作画。
不久,徐悲鸿接到孙多慈的信,其中夹有一首诗: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