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公开宣传抗日救国的着名剧作家田汉，突然在上海被捕，后被押解至南京。别人躲之不及，徐悲鸿却赶紧上门，去安慰田汉的妻子与老母亲，同时设法打听消息，多方奔走营救。在徐悲鸿的熟人中，张道藩虽然不算地位最高的，但最有能力救田汉，因为张道藩是国民党主管文化宣传的官员。徐悲鸿去找张道藩，请他务必帮一把。
看在徐悲鸿的面子上，张道藩点头同意帮忙，条件是田汉出狱和其他人一样，得有担保人。徐悲鸿何尝不知道担保人的风险。田汉已被特务机构盯上了，再有犯忌的事，担保人就得受牵连。张道藩明知田汉的个性，出狱后绝不会沉默，提醒徐悲鸿，敢担保就得敢承担风险。救朋友要紧，徐悲鸿不惜两肋插刀，他请宗白华教授帮忙，同当担保人。但是担保人需要三人，还缺一人，徐悲鸿只得找张道藩，张道藩同意签字画押。
以往所有的文章中，写到徐悲鸿保田汉出狱，从来没有提到张道藩也是担保人。田汉之子田海男告诉我有三个担保人，而当时田汉名气虽大，与张道藩并不相熟，张道藩愿意担保，也是因为徐悲鸿的面子。田海男那时还小，在南京见过张道藩，他说张是个文官，瘦高个子，很有涵养的样子。而当时东北沦陷的大背景，民间一片抗战呼声。
保释田汉的理由是急需监外就医手术，因为田汉确实生了背痈，高热不退。张道藩的一大堆头衔中，有一个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受徐悲鸿之托，张道藩到监狱去看田汉，当面向他提出了出狱的三个条件，一是不做政治活动，二是不离开南京，三是不离开中国。关于第一条，张道藩对田汉补充说：“搞搞戏也还是可以的。”
田汉出狱后被送进南京鼓楼医院开刀，在床上趴了两个多月。田汉家住在丹凤街28号楼下，楼上就住着监视他的便衣特工。徐悲鸿时常探望，并不避嫌。徐悲鸿与田汉的靠近，蒋碧微自然不高兴，但徐悲鸿不理睬，依然把田汉视为知己。其实蒋碧微也是好客的，对于友人，向来非常热情，只是对于田汉例外，生怕田汉的政治倾向影响了徐悲鸿。
此时徐悲鸿与田汉情感上的共鸣，不仅是老友与老友的关爱，更是一对血性男儿的心灵撞击，不带世俗功利，这是蒋碧微所难以理解的。
田汉长子田海男向我讲述田汉与徐悲鸿的生死之情：“我父亲一九三六年还被国民党关在牢里头，当时在南京上演了他编剧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传遍了全中国。当徐悲鸿伯伯听到这首歌以后，写了一篇评论说：‘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其民族之必不亡。’徐悲鸿激励老友，田汉是不会死的，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
徐悲鸿请张道藩出面营救田汉，也成了一柄双面刃。固然张道藩亲自出面，田汉得以“保外就医”，投入他所钟爱的戏剧事业，但张道藩在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又给田汉的红色生命拴上了一个死结。到“文革”风暴翻卷时，你田汉一个革命党人被张道藩担保，你还能说得清吗？
田汉百口莫辩，大概也是徐悲鸿生前绝想不到的。
当国难当头，徐悲鸿把他的忧思之情倾注在画纸，蒋碧微仍喜欢交际，家中高朋满座，只是对男主人备感疏离。她曾这样描述：“到了一九三六年前后，我们夫妻俩由于情绪恶劣，常常争吵。横亘在我和悲鸿之间的，已经由丝丝的缝隙而成宽深的鸿沟，我看不出有什么重圆的征兆，或者是和好的契机。果然，悲鸿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为表现极端任性，绝顶荒诞。除掉回家睡觉外，整天都在中大，不是上课，就是画画。”
这时，徐悲鸿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离开首都南京，赴广西作画。也许由于徐悲鸿的声望，国立中央大学不接受他的辞呈，仍保留他的教授聘任。临行前，徐悲鸿与蒋碧微已经没有争执的激情，有的只是冷静的对话。蒋碧微说：“对于你的所作所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意见。”但她转述了几位朋友的看法：“你今天的地位已经相当高，你实在不需要再这么沽名钓誉，到处奔波；你是一个艺术家，最好是不要卷入政治旋涡。”徐悲鸿说：“我知道，能够娶到你这么一位太太，我应该满足，但是你未免遇事过于挑剔，使我无法应付。”
以上对话的大意，是蒋碧微在若干年后回忆的。
徐悲鸿在同事和学生的依依不舍中，远行广西。
徐悲鸿选择广西并非偶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民众抗日救亡的呼声，形成的矛盾日益尖锐。广西、广东爆发要求抗日的“六一运动”，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南京政府顺从民意，领导抗日。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通电表示拥护，愿为国家雪屈辱，为民族争生存。此举让徐悲鸿十分激动，将桂系将领视作英雄。
于是，在徐悲鸿的笔下，出现了一幅难得的油画《广西三杰图》。按现在评论界的习惯划分，应该是一幅军事题材之作。广西军政主帅李宗仁、副帅白崇禧、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三位将领骑在战马上，一身戎装，气宇轩昂，急骤的马蹄与嘹亮的军号声犹在耳际。他们的背面是桂林山水，似乎象征着他们保卫故土的坚强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