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有一个中村不折书道馆，这是中村不折先生个人纪念馆。留着短髭、身着西装的中村不折铜像，仍然用他的睿智目光凝视芸芸众生。在寓所接待徐悲鸿时，这位日本绘画大师从二十三岁的中国青年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昔日意气风发、拼命学画的自己，他毫无保留地回答徐悲鸿的提问，谈得最多的，还是在巴黎留学时的收获。
当时徐悲鸿虽然学了点日语的问候词，但议论书画远远不够，他们找到一个最佳途径，中村不折懂得法语，而徐悲鸿也学了法文，可以用法语交谈。好在他们还有笔墨。中村不折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青年的画作和书法，感到很吃惊。而徐悲鸿也是第一次遇到一个西方留学归国的画家，急迫地想知道留学生活的细节。
就这样，徐悲鸿带着求知的渴望在东京寻找着。
对照当时东京的老地图，松谷省三研究了现存资料，发现当时中国留学生大都聚居在东京神田附近，徐悲鸿也不例外。神田的书店街是一条东京老街，艺术品店铺与画廊鳞次栉比，步行不远就是上野的国立博物馆。徐悲鸿流连忘返，他看到一批日本画家的创新画风，还看到日本印刷的法国文艺复兴时的名画。当时日本从欧洲进口印刷机械，已经研制出油墨材料，抢在了发明印刷术的中国的前头。
徐悲鸿从中村不折的切身感悟里，也从日本绘画的现实中，发现日本画风嬗变的源头仍在欧洲，使他对巴黎的向往更加迫切。
在东京的生活，对于徐悲鸿与蒋碧微这对新人而言，是初次的磨合。他们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彼此是珍惜的，然而，甜蜜之余也有些苦恼。他们手头的钱，就是仓圣明智大学给的两千元大洋,这在当时绝不是个小数目了。但徐悲鸿看到他觉得喜欢的画集或画片，爱不释手，就会掏钱购买，不会想到日子怎么过。而蒋碧微从小生在大户人家，当一个主妇也没准备，不敢加以干涉，只能暗暗地着急。
徐悲鸿在日本的行踪，在蒋碧微的回忆录中有客观的描述。她说：“日本的印刷术优美精良，他们所出版的艺术书籍相当丰富，还有许多仿印的原画，都是徐先生视为珍宝，爱同拱璧的。于是他经常到各书店去浏览观赏，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虑地买它下来。有时候他也要我陪他同去，当时我太年轻，对于艺术简直一窍不通，根本就不发生兴趣，往往是坐在一旁等他，一等就是半天，那种滋味实在不太好受。”
在蒋碧微翘首以待的目光中，可以看到一个如饥似渴，痴迷在艺术海洋中的徐悲鸿。蒋碧微对逛书店没兴趣，并不影响徐悲鸿对书店的挚爱。
平心而论，蒋碧微的担心也有她的道理。
半年之后，徐悲鸿带着一大堆书画，与蒋碧微黯然离开日本。至于回国的原因，蒋碧微这样说：“我们在东京住了半年，旅费和生活费用花得不多，倒是徐先生大量地买书买画所费不赀，因此我们带来的两千块钱很快就要用完了。东京居家大不易，再拖下去就得挨饿，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年十一月间，又从东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蒋碧微在日本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原谅。对于女儿的出格举动，蒋家父母并没责难，只是写信表达关切。他们真的回到上海，不敢回家，先是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但戴清波很快找到女儿，要她领着徐悲鸿回家。而蒋梅笙对徐悲鸿素来看重，曾经说过，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徐悲鸿作为女婿上门，蒋家父母也就接纳了。他们在民厚里租了一间就近的房子，让蒋碧微徐悲鸿住，招呼他们到家里吃饭。
因为徐悲鸿的大胆示爱，也因为蒋碧微的勇敢回应，从而奏响了他们爱情之曲的第一个音符。两个年轻人携手踏上的人生道路漫长而曲折，他们似乎毫不畏惧，充满着战胜艰难险阻的自信。一旦沉浸在幸福之中，人们往往忽视两个人的不同之处，譬如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性格与不同的爱好，以为这些种种的不同，不过是一种性格的补差，并不知道，或者不愿相信，彼此差异也会带来不幸，甚至可能隐藏着杀伤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