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里那里的野鸭最多,颜色也很丰富。而我打猎的时候用的是霰弹枪,子弹都是由铁砂构成的,一声枪响过后,那些水鸟就惊慌地飞起来,我的中国向导会立即划船过去,捡拾猎获物,而我的马来人水手,则立即给我装填弹药,我再向那些已经飞起来的野鸭和水鸟群开第二枪。这样,每天傍晚的打猎活动,我都要猎获至少二十多只肥美的水禽,我的炮艇上的水手们,就可以大快朵颐了。后来,那些水禽变聪明了,它们总是可以发现在附近移动的活物,比如我们这几个人。当然,有时候我也采取守株待兔的办法,就是穿上中国人用干草做成的蓑衣,一动不动地花几个小时呆在一个地方,等待水禽再次围拢过来,然后,从干草般的蓑衣里面,伸出枪管,开枪了。自然,我的猎物中了埋伏,我又收获了很多战利品。
除了猎杀水禽,我当然还会和途经的当地中国居民打交道。不过,我看出来,他们看见我一开始都显得害怕和疑惧。这是大清国政府的官吏闭关锁国的结果。他们总是教育自己的臣民,要防止外国人的各种图谋,洋人来到了他们的土地上,就是要索取利益的。所以,他们害怕和我们来往,害怕和我们建立私人关系。而且,他们禁止海上大量的贸易,甚至不惜用武力来制止一些正常的贸易往来。
沿着海岸线一路向东北方向的航行,终点就是上海。那个时候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初步具有一些欧洲色彩的城市了。我站在船头,看到了上海港口的那些大船上冒烟的烟囱,看到了码头上繁忙的景象,我忽然激动了起来,我明白了,我需要做出决断的时刻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