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５９年的下半年，我利用在香港的休整时间，曾经做了一次沿着东北海岸线向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的航行。我是坐一艘帆船炮艇前往上述地区的。
一路上，我接触了很多当地的人，他们的生活似乎都很困苦，对大清国的统治都很憎恨，对当地很多朝廷任用的官吏都非常的不满。我知道，大清国是一个酷刑依然十分严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民只要是稍微地违反了政府的指令，就会受到十分严厉的惩罚。砍头示众是最为简单直接的刑罚，但是也很野蛮了。别的刑罚中，惩罚最严重的，就是谋反的罪行了。一般除了要株连很多亲属，当事人还要遭受千刀万剐的惩罚——这个刑罚的实施，是由刽子手先在罪犯身上割出来网状的线条，然后一块一块地割掉罪犯的肉，行刑的过程中，刽子手和罪犯都令人恐怖地一起大声叫喊。手法好的刽子手，要割三千块肉下来，而罪犯还不能死去。这是为了让谋反的罪犯慢慢地承受巨大的肉体痛苦，达到最大的惩罚效果，也警告了那些潜在的谋反者。但是，即使有这样严酷的刑罚，谋反照样存在。或者，哪里的压迫深重，哪里的反抗就更激烈，最终，统治者施加给人民的酷刑，都要被反过来施行到统治者的头上，所以，才有了中国人历史上一次次的农民起义。中国人的历史似乎是循环的，上台不久的农民起义领袖很快就蜕变成腐朽的统治者，被新的农民起义领袖所推翻，然后，新的一轮循环将继续被重演。
我在沿岸北上的过程中发现，在东南沿海地区，很多不满大清国统治的人，形成了一些小型的海盗集团，在沿海一带骚扰和抢劫。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一天，在我沿着中国东北部海岸线，刚刚抵达汕头一带的时候，我的船忽然遭遇了大雾的围攻。雾这个东西十分的奇怪，一旦在大海上发起来，就使得航行方向无法继续保持。即使有罗盘也无济于事，因为海边上的很多明礁和暗礁，是很多轮船无法在大雾中躲避的，这个时候，惟一的办法就是让船在岸边停靠，或者缓慢地行驶。我被迫下令炮艇抛锚了。傍晚，天色昏暗，忽然，在甲板上，我听见了密集的船桨划动的声音，正在向我们的船围拢过来。我十分警觉，立即下令水手们装填炮弹，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我在观察室里紧张而仔细地用望远镜观察情况，慢慢地，透过被风吹散的雾气，我看见了有几十条十分轻便的木船在向我们的炮艇围拢过来，距离我们很近，我几乎都可以看见那些船头上站立的人，听见他们手中冷兵器撞击的声音了。
我知道，这是海盗来了，他们以为我们被大雾困扰，没有任何的防备，准备突然围攻我们，像食人鱼围攻偶然落水的大象一样，利用他们人多势众，顷刻之间就完成一次干净利落的洗劫。我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开炮还击。我们的大炮轰击了这些木船，结果，炸得他们人仰马翻，鬼哭狼嚎，剩下的一些海盗船赶紧撤退，在大雾的掩护下一眨眼都不见了。
那么，我的沿着海岸线向东北方向的航行，有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呢？当然有了，最主要的就是打猎。在厦门和福州一带的海岸线上，有很多内陆淡水河汇入大海，在这样的入海口处，就有不少湿地，长满了比人还要高的芦苇。芦苇非常密集。而在淡水和海水相互融会的湿地地区，河汊纵横，地形复杂，有着大量的水鸟存在，野鸭、红腿仙鹤、大雁和天鹅到处都是。因此，就在傍晚时分，我们的帆船炮艇停泊之后，我再登上一条小木船，带着两个助手——一个中国向导，一个马来人水手，划着桨，悄悄地前往沼泽地和河汊的深处打猎。
在那些沟壑纵横的河汊里，经验丰富的水手也很容易迷失方向。而且，在沼泽地里，你要是走路不小心，就很容易陷进泥里去，你越是挣扎，就陷得越深。我因此带了几条木板，就是为了在木船靠近目标的时候，用来铺设在湿地上，我站在木板上，就不至于陷落到沼泽里了。我可以站在上面，或者跪下来，悄悄地向那些密集的水鸟群瞄准，然后残酷地开枪射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