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他们中间，最年长的一个是陈卓然。他出生在解放战争最艰苦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鲁南还击保卫战时期，生下之后就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由部队买一头刚下羔的母羊送给老乡做抚育金，陈卓然就是喝这头羊的羊奶长大的。
当县武装部和民政部的干部来到北石砬村领陈卓然的时候，七岁的陈卓然穿一件紫花棉袍，脚上蹬一双麻编填麦穰的“毛窝”，头是瓦型的额发，脑后留一条猪尾巴似的小细辫，正和几个男孩挤在村口碾盘上抓石子玩。他跟了来人乘上吉普车，颠颠晃晃去往县城，到了晚上，就开始吵闹着要回家。山里的孩子就像鸟一样，天一黑就要回巢的。好在，火车又一次吸引了注意力，等到了上海，他已耗尽力气，在送他的人背上睡成一摊泥。
他们家在市中心区的一幢公寓房子内，底下就是繁华的马路，两边多是商铺。每天他都是伏在窗口看街景。有轨电车当当来往，电线几乎就是从他鼻子前边过去，擦出火花。白天里，家中只有他、继父，还有一个叫做大姑的人。他的生身父亲已经牺牲，底下的弟弟妹妹都是母亲和这位继父所生，所以与他姓不同的姓。继父在战争中挂过重彩，有一处还伤及要害，经常发作。当陈卓然来到这个家的时候，继父基本上处于卧床的状态。
在这个家里，陈卓然和继父相处的时间最多，但说话也十分有限。继父并不刻意培养与继子的感情，这反使他自在。偶尔，继父会把他招到身边，递给他一个小礼物，一个子弹壳，一小块刻章的牛骨，其中最中他意的是一个军用水壶。当他进入城市的生活之后，很奇怪地，过去的乡村里的记忆也全都回来了。于是，他就比别的孩子多一份见识，这使他在同学中间有了特别的威信，这威信再反过来促进他提高自己。在学校生活中，最可能提高的方式，就是读书。
初中时候，他迷的是文学，他的作文是杨朔式的散文。接下来，他侧重到了生物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再由恩格斯对达尔文的高度评价对马恩产生兴趣。等到了高三年级，他已经读过《资本论》全本。先不说他理解到什么程度，只逐字逐句看下来，或多或少也攫取了些东西。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离高中毕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手头的书本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于是，无可避免的，他卷进了运动。他参加的是保皇派，批驳造反派的理由是，其革命的实质仅仅是模仿。
陈卓然在年龄和见解上，都要比南昌长一截，但是，南昌注意到，陈卓然挺重视他。当然，他很谦卑地把这“重视”看做是“关心”。大辩论的时候，陈卓然有几次都推南昌上前。南昌并不是个善辩的人，性格也有几分羞怯，但生怕辜负陈卓然，他不得不勇敢应对。这一天，他和父亲交谈后回到学校，心情一直郁闷着，晚饭以后，不知为一股什么力量驱动，他对陈卓然说：我想和你谈谈。他们很喜欢用“谈谈”这样郑重的字眼，内心里是骄傲他们能有值得“谈谈”的人和事，而“谈谈”的双方由此产生庄严的友谊。
我的父亲，南昌说：我的父亲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是一名老党员——他从父亲的资历说起，说到他从事的工作，以及他的直接领导所介入的事件，陈卓然显然对这事件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谈话中有一个阶段改换成陈卓然说，南昌听。他其实是第一次听到比较完整的关于党史上这桩公案的叙述，不禁一阵寒战，想到父亲已经濒临危险。同时，又生出骄傲，因父亲曾经与党的存亡关头如此接近。他激动地说到这天下午与父亲的交锋，父亲讥诮的神情，还有——他说，父亲看上去，就像一个托派分子。他自己吓了一跳，惶悚地向陈卓然看去，陈卓然也看向他。两人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光，有一种近于神圣的恐惧在两人之间升起。陈卓然说，他想见见他的父亲。
这一天，正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离公寓大楼还有十来米远，南昌就看见大门旁的墙上，贴了白色的公告，上面写着禁止父亲在假期内外出。陈卓然却像什么也没看见，走在了前边。他赶上几步，拿出钥匙开门。始料不及的是，家里的气氛近乎喧哗，门厅里都是人，围着方桌在包饺子，扑面而来一股和着葱韭蒜姜的鲜肉气味，同门外禁令通告很不符的，竟是一派过年的景象。南昌将陈卓然带到父亲面前，做了介绍。父亲点点头，问：外面的形势如何？说来听听。父亲的神情很轻松，脸色甚至是开朗的。在父亲新的表情后面，似乎有一种原先守持着的什么在松弛和颓圮下来。陈卓然和南昌一起吃了饺子，方才离去。两人走出公寓大楼，午后的太阳将街面照得明晃晃的。他们都沉默着，一言不发地骑到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