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冬春之交，南昌他们骑着自行车,来到了这个市区中学的操场上。
你很难想像经过了一九六六年的狂飙之后，这城市还会有这样清爽的面容。可真是这样的，而且，革命洗去了铅华，还它一些质朴，似乎更单纯了。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换新了，新名字有股幼稚劲，比如“反修”，比如“红太阳”，比如“战斗”，直白至此，倒有几分胸襟。行人的装束显见得是寒素了，这倒无大碍，寒素就寒素，问题是胸襟上的一枚像章，很有点滑稽。这城市的人多少都有点都会气，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如此虔敬地佩戴着这枚像章，难免流露出嘲讽的意味，其实他们是严肃的。大约也因为此，这城市的革命弄不好，就弄成了闹剧。运动开初时“破四旧”，满街疾走着裤脚被剪开、手提尖头皮鞋的赤足人，往日的摩登男女，如今披头跣足，神色凄惶。接踵而来的抄家、游斗，甚至，从沿街的高楼坠下来的自尽者，就带有血腥气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有一些门扉上贴出了盖有红印的告示，告之某人因受错误路线迫害去世，现给予平反昭雪。这告示似乎对这城市触动不大，并没有唤起对公正的信任，相反，它使得世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更没准头了。大串联的人流退潮了，革命暂时间尘埃落定，小学积压了一年多的毕业生按居住地段分进了中学，中学积压的毕业生还没有去向，所以就依然留在学校。这种积压使得学校、街道，以至于整个社会突然间壅塞了少年人。
南昌他们几个，都是在这城市边缘或者郊区的寄宿中学就读。那大多是高等院校的附属中学，全市范围内排名前列，高分才能录取。同时呢，缘于某种政策，也适度收录了这城市里所谓高级干部的子女，南昌他们就属于这类学生。一九六六年夏天，这场革命起来，突然间，他们成了主角，齐刷刷地穿上了军装，显见得是父亲的旧军装，领口有军衔领章的印记，洗白的布面，肥大的腰身和裤管，拦腰系一根皴了皱的牛皮带，臂膀上套着红袖章，上书“红卫兵”三个大字。平时不打眼的黄巴巴的小脸，骤然间容光焕发，个头都长了，也正巧是发育的年龄，精神受了鼓动，长势就蓬勃。他们一个个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言语风趣，连表情也生动起来。很快，他们就将运动推广到各学校之间。这些人，彼此好像是亲戚，又好像同属教派中的一门，一旦见面，只需言语几个回合，就对上口令，认识了。于是，这支军绿色的队伍很快汇合起来，到八月十八日那天，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这里的红卫兵也从大街小巷往人民广场奔腾，真的是滚滚的“铁流”。
然而，这辉煌的一刻转瞬间成了历史，乾坤颠倒，他们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对象。于是，热情变为愤怒，但依旧保持着同样的激越。他们加入进大串联的人流，却是这盲动的人流中清醒的警眼。两三个月之后，他们中的几个就被公安机关拘捕了。这段日子，被他们机密地称作“红色恐怖”。这个危险时期没有让他们消沉，反而将前阶段的失意心情一驱而散，甚至，从某种方面来说，他们更满意眼下的处境，这样的处境更合乎革命的特质。他们骑着自行车，默默地行驶在人流中。他们的父母在受冲击，他们的同志在拘押中，革命应该向何处去？前途迷茫。前后左右的人群，就如盲目的蚁群，忙碌于生存之计，他们则替众人警醒着危险，思考着前途。现在，形势似乎好了些，但就个人来说，似乎又灰暗下来。就是这时候，南昌他们去往市区这所区级重点中学。
他们来到这里是应小兔子的邀请。像小兔子这样的干部子弟，在这学校里也有，却是呈分散状态的。还有，怎么说呢，他们似乎已经被“小市民”同化了。这所中学在区里排名第一，事实上，却收取有相当数量市级重点分数线上的学生，他们多出身于不纯成分的家庭，因此，这所学校就有了一种中产阶级的气息。学生穿着整齐，甚至摩登，肤色白皙，态度矜持，表明着生活的安稳优渥，同时也表明他们所在阶层的保守。当小兔子引来的这一帮人物，鸠占鹊巢似的占据了操场中心，他们的旧军服、军靴、自行车，黑黢黢的脸，大笑，露出雪白的牙齿，这一切都焕发出昂扬的风范，包含有开放、青春、时代感，还有权力。只有小兔子，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坐在后车架上，脚伸向前去够住踏脚，缓缓蹬着，在他们中间穿行。他处在发育期，纤细的身躯，拉得更长而且柔软。他长了一张清秀的鹅蛋脸，甚至有些甜美，他温驯地微笑着，就真的像一只小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