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时的蒋介石，用美国人的批评说“为了个人的权力”，已到了利令智昏，饥不择食，有奶便是娘的地步。他听了王世杰的汇报，高兴地连说几个好。
当然，王世杰的汇报，也有令蒋介石不愉快的地方。王世杰说在华盛顿他又会见了魏德迈。魏德迈再次对委员长用人准则提出了“异议”。魏德迈说，委员长在使用和任命人员方面，基本上考虑的总是此人是否可靠，是否无愧于他的信任，以及能否执行他的命令，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效忠于他。这是首要标准，是委员长自己说的，不止说了一次，对魏德迈说过，对马歇尔也说过。因此，如果接受这种观点，自然就很难说在当时情况下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当美国将军们提出国军的司令官们不完全是最称职的人时，委员长的答复总是“我必须用我相信的人，危难时刻尤其如此。”美国人的意见，重要职位，不论文武，都必须由能胜任工作的人担任，否则，即使忠贞不渝，也达不到派去掌管一省一市的主要目的。王世杰也同意这种看法，才用心转达给蒋介石。
魏德迈的看法在美国驻华人员中早已存在。王世杰向蒋介石转交了从华盛顿带回的一份美国沈阳总领事1947年5月30日呈报美国国务院的一份东北军事报告，上面清楚地陈述：
过去两月，政府军的士气已加速衰颓，许多方面（包括与各种中国人的接触、联总制院、刚从吉林返沈的美国人以及间接地从东北作战指挥部所获消息）已向我们证实他们士气衰颓的严重情势，并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和谈话的题材。它反映在军事防御部队的揣揣不安，力图避免征调，冷淡、怨愤和失败主义情绪在国军士兵中迅速扩展，造成投降与逃亡现象。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共军数量上的优势（这是由于共军大量使用民兵、地下工作人员和朝鲜部队的援助而产生）不断扩大。国军士兵因为不能获大增援而对前途表示灰心丧气，而共军则更加团结一致，有更好的作战精神。国军既遭损失又感到筋疲力尽，国军军官的豪华与士兵饷金和生活菲薄，待遇间的不均引起的愤恨日增，以及他们毫无兴趣在远离乡背井的异乡与不友好的人民为伍作战，而共军大部分是本地人，处于为乡土作战的地位上。
这并不是说满洲即将崩溃。可是，它却确实意味着：国军士气已经低落到这样的地步，即无论如何共军欲攻取满洲，整个满洲可能突然的溃散，任由共军占取。政府不能适当地运用美国训练的与装备的军队，这些军队经调派至满洲，实较任何共军部队为优越。这说明了，在这一特定地区，错误的指挥与低落的士气所造成的恶果，远比较旺的活力与优势的装备所能发生的效力为大。
蒋介石再次看了王世杰一眼。
不管美国人怎么不满，政治上军事上却是全力支持，直接支持，想到这里，蒋介石感到自己生日过得有点意思了。自然，王世杰这份“寿礼”是送得最及时的了。
就在王世杰牯岭汇报的同一天，《中央日报》全文刊登了《中美救济协定全文》：
第一条， 物资之供应；第二条，在华救济物资之分配；第三条，出售美国物资所积存资金之利用；第四条，有效之生产、粮食之征集及资源之利用，以减少救济之需要；第五条，美国代表，其中乙款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准许美国代表有监察美国救济物资之分配，以及履行视察及报导与本协定任何有关事项之自由，并于各方面予以便利。”
第六条，美国新闻及广播事业代表观察与报道之自由；第七条，报告统计及情报，其中乙款特别强调，“中国政府依美国代表之请求，将迅速供给关于足以影响人民救济需要之任何物资之生产、使用、分配、输入及输出之现有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