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解说使马歇尔的眼睛亮了起来，问：“你和毛泽东、蒋介石都接触过，你觉得他们谁真想和平？”
司徒雷登望着这个驰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颇具战略眼光的职业军人，虽然感到他的提问过于赤裸裸，还是认真回答：“我是在国共重庆谈判时见到的毛泽东先生。1945年9月17日，蒋先生在重庆为毛泽东举办了一次外交招待会。我参加了。当毛泽东先生在人群中看见我时，主动走过来问候，并笑着说现在延安有许多我以前的学生。我含笑表示十分了解这件事，希望他们为学到的东西争光。过了几天，毛泽东、周恩来请我和秘书傅泾波吃午饭，餐桌上招待员都是由热心的青年学生担当。中国共产党在青年人中比较有威望，毛泽东对青年人的思想很了解，也很有影响力。”
“蒋介石呢？”司徒雷登的客观回忆引起了马歇尔的兴趣。
“蒋介石先生”，司徒雷登见蒋介石的时候就多了。最近一次是1946年4月底（注：司徒雷登回忆的具体时间可能有误，蒋介石夫妇5月3日从重庆飞南京）司徒雷登从美国回到上海，傅泾波敦促他在南京停留去拜见蒋介石。重归故都，蒋介石十分高兴。谈话中，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对时局的印象，司徒雷登回答，比从美国新闻报道中得到的印象还要坏。蒋介石有点吃惊，问有什么建议，司徒雷登思索片刻说，“我想把所有的看法归纳为一点，以便说到问题的根子上，那就是，你（蒋介石）应当以当初参加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时的那种舍生忘死的热忱，亲自领导一场新的革命运动，进行内部改革，以便把那些心怀不满、渴望找到一位深得信赖领袖的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有了这么一批自愿的宣传鼓动家，你就能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再度成为民族意志的象征，正像抗日战争期间你无疑曾是民族意志的象征一样。这是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唯一办法，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国民党应实行三民主义的第三条，即民生主义。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司徒雷登用平和的语言说出遗憾的事实，“可是我后来了解到，使他同意主张是一回事，他下决心采取坚决的行动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听到这里，马歇尔哈哈大笑。
司徒雷登还特别介绍了陈立夫：“陈立夫是陈氏二兄弟之一，其叔父是已故的革命方面的头面人物，曾先后支持过孙逸仙和蒋介石。这就使二陈和蒋之间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陈氏二兄弟一直是蒋介石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在个人关系上，这位领袖也就代替了他们已故的叔父。……陈氏兄弟俩本人却是一心一意地为领袖效劳的，他们为他树立威信，反对他在党内的一切对手，压制党外的一切反对意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手法都是从俄国顾问那儿学来的。那些俄国顾问大约是在1923年来到广州的，他们按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改组了国民党。
显然，马歇尔对陈立夫之辈不感兴趣。相反，对中午在机场遇到的罗隆基和张君劢倒是印象较佳。
据报载，1946年7月18日，民盟在沪代表特派罗隆基、张君劢两氏飞京，向马帅及司徒大使有所陈述，罗张两氏下机后，得悉马帅等飞庐在即，遂忽忽赶至大较场，一时神色极度仓惶，不旋踵间，司徒大使飞车抵场，罗张两氏即与之在指挥塔楼下会客室内作一简短谈话，一时零八分，马帅座车至，罗张两氏再与马帅就机旁马达发动声中，有所报告，旋并由罗氏至指挥塔书一函，请马帅携庐山转呈蒋主席，内容不悉。罗张等今日下午曾分访邵力子、吴铁城等。
“点评”中，莲花洞到了。山上下来的大批人马和专用轿夫在殷勤相候。美国客人坐上轿子，于下午6点抵达小天池。马歇尔夫人和夏令营的青年都在那儿举着鲜花等候。一位女青年友好地向司徒雷登献上鲜花，美国大使高兴地说：“十年前燕京的孩子们为我过六十岁生日，也是这么鲜艳的花朵。”司徒雷登夫人艾琳1926年就去世了，他惟一的儿子被送往美国读书就业。他只身留在燕京做教授、校长，亲热地叫学生为燕京的孩子们。江西省政府王陵基领着当地职员和居民在街头组成了长长的欢迎队伍，牯岭正街马歇尔的巨幅照片成为新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