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兰妮：我……我觉得……我猜的。
女专家：你猜没有用，要医生下诊断，要科学。
李兰妮：可我失眠……
女专家：少胡思乱想，多运动。家务活什么的，做做有好处。
她示意李兰妮可以走了。
李兰妮摊开空病历，有点不死心。
李兰妮：能不能……给我开点激素？不要开点药吃吃吗？
女专家：激素不能乱吃！你不是更年期综合症，开什么药啊。
此后，李兰妮又去过另两家大医院，希望医生能给她下一个更年期综合症的结论，开点激素吃吃。
照样碰壁。她在另两位主任医师眼中读到了这样的潜台词：开什么玩笑？这人脑子有毛病。李兰妮很讨厌“抑郁症”这三个字。李兰妮会得抑郁症？荒唐。荒谬。精神卫生科医生真能瞎掰，这种结论简直伤人自尊。
李兰妮最大的优点就是坚强乐观，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也不哭。从十四岁起，什么医院没进过？什么医生没见过？
住院住得够多啦。手术室、运尸车、蒙尸布、太平间、红棺材，还有夜半哭丧的人、手术后严重破相的人、奄奄一息等死的人，还有被白血病吞噬的小女孩、化疗放疗后秃头精光溜光的老阿婆、尿毒症哀嚎骂声惊心的黑脸大妈、脸肿得像渗水浮尸的内分泌重症室阿姨，很多很多，数不清，算不过来。
不敢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但真是扶着医院并不太白的白墙壁，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真的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可抑郁的。
李兰妮继续辗转于各医院各科室。严重失眠，极度疲乏，不信找不到原因，不信找不到药吃。
莫非胃出血导致全身无力？
胃镜、钡餐透视。结论不足挂齿：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
查血糖、尿糖。糖尿病人不也消瘦乏力吗？
抽血化验，啥事没有。
再下一站，五官科。
睡眠跟鼻咽有关联，不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李兰妮：主任，我想查一查，听说广东鼻咽癌发病率很高。
专家：你是广东人吗？
李兰妮：我祖籍黑龙江，可我生在广东。
专家：那没事。有点咽炎。喝点盐开水，平时嘴里含点话梅、陈皮之类的，就是你们女人经常吃的小零食。
大脑似乎已经跟躯体脱节。每天都有恐怖袭击，频率越来越密。就像毕加索的画，我看到头在一旁飘浮，四肢像被斩首的青蛙发蔫，身子是空的，脑浆——鲜血——额头那一块皮——两个眼珠子……浮在空中飘，各飘各的。过去我看不懂毕加索的画，现在我就是毕加索的一幅画。形神散溅，一摊一摊，一坨一坨。青色的血管、粉红参差带肉的骨头、泥土色瘪皱的手指、翻裂开来黑白两色的头骨皮……收不拢，聚不住，在空气中飘移。
我捂住眼睛，使劲敲打我的头，我很理智：停！停停停。这是一种失控状态，必须坚决地果断地理性地控控控控控制！我绝对不会发疯，我不可以迷信，我很镇定。我很正常。我面对医生依然谦恭而轻松地微笑。
下一站，眼科。
眼睛痛。两个眼珠子太累了，它们好像要么挂在眼眶外，要么在肚子里黑麻麻地被胃磨了又磨。
但愿是青光眼。
眼科检查结果没有青光眼。
为什么眼珠子看什么不看什么都痛？为何过去视力1．5如今只有0．8？
眼科主任说，化疗的副作用多厉害啊，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免疫造血泌尿系统全部受破坏，眼睛这样就算是很正常了。
还有什么科室可去？
SARS期间的医院，导诊台有口罩卖。外面可是紧俏脱销货。我一次就买了四个。好像是上世纪70年代的劳保用品，很厚，非常结实。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纱布口罩了，我都忘了应该怎样戴，上面两条带子该绑在后脑勺，还是挂在耳朵根儿？好歹胡乱绑紧了。可是太安全了，透不过气来。医院窗门大大敞开，绝大多数人弃电梯爬楼梯。我试了一回，戴着厚厚的口罩，爬上五楼，气被口罩所阻出不来，口罩靠嘴巴一面全湿了。我索性扯下口罩，以后看病再也不戴，电梯照乘。
照过肺，看过心，肝胆胰腺也彩超了两次。不记得验血验过几次。连神经外科都去过，让专家摸摸后脑勺豌豆大的小包块是不是罪魁祸首。
要排查的都查过了。找不到病在哪里。
我没有什么可抑郁的，无牵无挂，无须朝九晚五职场打拼，不必背井离乡讨生活，不用给儿女攒钱积富。深知《红楼梦》“好了歌”世事洞明，懂得名不必争争也白争，利无须夺财富自有定数。小康生活着实滋润，国土安全，盛世太平，摸着良心敢说知足，回首一生敢说问心无愧。真的真的不抑郁。
但是，为什么活得越来越没有滋味？为什么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为什么越来越消瘦枯干？为什么越来越厌恶自己的一切？
3月下旬，情况恶化。梦里是跟死去的人说话，睁开眼睛是死去的人在跟我说话。总有声音……不，那是一种无声的声音在问我，那声音不知发自哪里，它无处不在，它不停地问问问！它问我：干吗要活下去？干吗要活？你不是不怕死吗？你活着有什么意义？死有什么不好？想知道别人为什么要选择去死吗？你能想出原因吗？你知道怎么死不痛苦吗？你知道怎么死不会吓着别人吗？你知道怎么死才干脆利索吗？
我的脑子很累很累。我的身体疲惫残钝。我要花移山填海的气力把自己从这些声音中撕扯出来，我要从碗口大的古井里把自己打捞出来，我是一条被“百慕大”黑洞吸住咬紧的木船……
柏林一家大学医院，对一百三十名患者进行了调查，这些病人因睡眠问题、消化问题、四肢疼痛或性障碍去看他们的家庭医生，其中10%实际患有抑郁症；但只有一半人被诊断出抑郁症，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得到过心理医生的治疗。
作为心理学家的格温多琳在书中说，她曾经不愿意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从来没想到或相信过药物治疗。正因为她是心理学专业人士，所以她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自己的“正常心态”，并一周两次、一次两小时接受心理治疗师治疗，清理混乱的思绪，学习如何对付绝望。待到病情越来越严重，她的精神病医生指出，她确实是患上了抑郁症，应该服用抗抑郁药物时，格温多琳双手捧头而哭，感到自己失败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