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为衣狂

乌拉圭作家巴扎·埃斯皮诺拉不喜欢足球,但是在196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当他打开收音机搜寻一些想听的东西时,碰巧收听到了本地频道,佩那罗尔队0∶4大败于民族队。

夜幕降临,巴扎感到心情沮丧,他决定一个人吃饭以免将自己的苦闷情绪带给别人。这莫名的悲伤究竟从何而来?巴扎觉得这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不过是一个凡人的单纯伤感而已。突然有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他之所以伤感是佩那罗尔队的输球,他是一个佩那罗尔队的球迷而不自知。

会有多少乌拉圭人同他一样伤感?反过来说,又有多少乌拉圭人会欢呼雀跃?巴扎经历了一次迟到的自我发现,其实我们乌拉圭人从一出生不是属于民族队就是属于佩那罗尔队了。例如,人们说“我是一个佩那罗尔人”,或者“我是一个民族人”。从20世纪初就一直是这样了。据说那时的妓女们都是只穿着佩那罗尔队或是民族队的球衣坐在蒙得维的亚的妓院门口来吸引顾客的。

对于狂热的球迷来说,快乐不仅来自你所钟爱的俱乐部的胜利,也来自你所憎恨的俱乐部的失败。1993年《蒙得维的亚日报》采访了一群平时靠搬运木柴为生、周日到民族队的主场尽情尖叫享受的年轻人。其中一人露骨地说:“我只要看到佩那罗尔队的队服就会感到恶心,我希望他们每次都输,即使是他们同外国球队比赛的时候。”

在其他一些分裂的城市也上演着同样的故事。1988年在南美解放者杯决赛上,民族队击败了纽韦尔老伙计队,这是一支来自阿根廷海滨罗萨里奥市的球队,它同另一支球队分享着这个城市人民的崇拜。而那另一支球队,罗萨里奥中央队的球迷此刻正涌上街头,同外国球队的球迷携手庆祝纽韦尔老伙计的失败。

我想是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给我讲了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卡青年队球迷之死的故事。那位球迷用他毕生的时间来憎恨河床队,这完全无可厚非,但是在垂死的病床上,他要求披上敌人的队旗,这样他就可以用他生命的最后一丝呼吸来庆祝一个敌人球迷的死亡了。

如果球迷专属于一支球队,为什么球员不能专属于一支球队呢?很少有球迷能接受他们的偶像去一支别的球队。更换球队和更换工作不一样,尽管球员确实只是一个靠自己的双脚讨生活的职业运动员。对所穿球衣的忠诚在现代足球中已不适用了,但是球迷们仍然会对离弃的罪行给予惩罚。1989年,当巴西球员贝贝托离开弗拉门戈队到达伽马队的时候,一些弗拉门戈队的球迷跑到达伽马队的比赛向这位叛逃者抱以嘘声。威胁像雨点一样向他袭来,最恐怖的是里约热内卢的一位男巫还给他贴了一道符咒,贝贝托遭受了一连串的伤病,他几乎无法健康地踢完一场比赛,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直到他最终决定转会到西班牙。早些年前,阿根廷竞技队的常青树罗伯托·佩尔菲莫转会到了河床队,他的忠实球迷们给了他历史上最长最响的一次嘘声。“我意识到他们有多么爱我了。”佩尔菲莫说道。

怀着对过往忠诚年代的留恋,球迷们也难以接受令俱乐部作出如此决定的收益计算,现在的俱乐部被迫变成了一个制造奢侈品的工厂。当经营状况不好时,红色的赤字就会叫嚷着牺牲掉一些公司的资产。连锁零售业巨头家乐福超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圣洛伦索队体育场的废墟上建了一家新的门店。当这座体育场于1983年年中被推倒的时候,哭泣的球迷们抓起一把一把的灰尘放入自己的口袋。

俱乐部是球迷们唯一相信的身份证明,而很多时候队服、队歌和队旗则深深地代表了对球队传统的认同,我们可以从球场上找到对这种传统的表达,但是这些传统却是来源于那些球队团体的历史深处。对于加泰罗尼亚人来说,巴塞罗那队不仅仅是一个俱乐部,它还是他们为了反抗马德里权力中心而进行的长期民族斗争的象征。自1919年以来,从没有外国人也没有其他地区的西班牙人为毕尔巴鄂竞技队效力过。作为巴斯克地区骄傲的堡垒,竞技队只征召巴斯克地区的球员加入球队,他们的球员几乎一直来自他们自己农场的球队。在漫长的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巴塞罗那的诺坎普和毕尔巴鄂的圣马梅斯这两座体育场,是非法的民族主义的圣地。在那里,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喊着、唱着、挥舞着为法令禁止的旗帜。巴斯克区旗第一次升起而没有遭到警察的阻挠,是在足球场里。弗朗哥死后一年,竞技队和皇家社会队就将他们的旗帜带上了球场。

南斯拉夫的分裂战争搅得世界动荡不安,在它战场上的战争爆发之前,球场上的战争已经开始。每一次贝尔格莱德的球队和萨格勒布的球队相遇时,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积怨就会浮上水面。球迷们宣泄着他们内心深处的激情,并且从箱底翻出过去年代的旗帜和颂歌当作战斗的利斧。

贝肯鲍尔的进球

1966年世界杯,德国对阵瑞士。

乌韦·席勒和弗伦茨·贝肯鲍尔一起发动了进攻,他们两个就像桑丘·潘沙和堂吉珂德,被无形的机关发射到球场上,一前一后,左右穿插。瑞士人的整个防守变得毫无用处,贝肯鲍尔与守门员埃尔泽纳形成单刀之势,守门员往左跳起扑救,贝肯鲍尔脚踝一拐,射向右边,球应声入网。

贝肯鲍尔此时20岁,这是他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1966年之后他又作为教练或球员参加了4届世界杯,从没有排在三甲之外,并且两次捧起金杯:一次是1974年作为球员;另一次是1990年作为主教练。他逆钢筋铁骨、力量至上的足球潮流而行,证明了优雅比战车的力量更强大,敏捷比炮弹的穿透更锐利。

这位中场的王者,以“皇帝”的绰号闻名于世,他出生于慕尼黑的工人阶层,他能够高贵地指挥进攻和防守:在后场他的防守滴水不漏,连蚊子也飞不过去。在前场他的进攻火花四射,迅猛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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