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岁月
朱棣没能跟秦、晋二王一起就藩，眼看着两个哥哥带着人马前往封地，朱棣只好又回到凤阳待了两年。
为什么朱棣没能与两个哥哥一起就藩呢？这倒不是朱元璋封藩计划有所改变，也不是朱棣自身出了什么问题。我认为当初朱元璋给秦王、晋王和燕王三个藩王补充护卫，本意应该是想让他们兄弟三人一同前往封地的。可是派儿子们前往封藩之地就藩这件事与封藩不同。封了藩王，但是人没有去，就相当于只给了藩王们一个名义，跟没封的时候区别不大。可是如果真的派这些藩王到了封地，他们能不能按照朱元璋的意图统掌当地军事，能不能做到逐渐取代功臣，对此，朱元璋心里还真没有底。因此还得十分慎重。如果一下子就把三个儿子都派到封地去，把北方的重镇控制起来，影响太大，如果效果不好，就会显得有些冒失了。但是如果只让一个儿子就藩，他又会觉得太孤单，起不了什么作用，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所以他就先选择重要的地点，先安排两个儿子前往封藩之地，看看情况总结经验再说。朱元璋的这一做法相当于投石问路。
那么究竟派谁先去呢？首先当然得按年龄顺序来。于是刚好轮到二儿子秦王和三儿子晋王，因此这次就藩也就没有朱棣的份了。
朱棣的封藩之地北平本是元朝的都城大都，地理位置应该最为重要。朱元璋为什么没有将两个年龄更大一些的儿子安排在这里，却把老四朱棣安排在这里呢？真的是像有的史书中所说的那样，朱元璋格外器重朱棣吗？其实并非如此。自从洪武元年八月，大将徐达率领的北伐军攻入大都，元顺帝就逃到上都，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多伦以北一带去了。后来元顺帝也曾想重回大都，但是屡次都为明军所败，结果连上都也被明军攻下，只得再北走沙漠，活动地点逐渐移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带，再也无力南下了。
历史上退到大漠以北的元朝残余势力被称作“北元”。这时候北元对明朝威胁最大的一支军事力量是驻屯在宁夏的扩廓帖木儿，也就是王保保。洪武五年，朱元璋派大军进攻王保保，结果在岭北打了个大败仗。从这时起，西北一带成为了明朝与北元对峙的前线，因此朱元璋对于北方的军事部署，主要集中在西北一带。而此时的北平，军事地位的重要性远不如西安和太原。当然，北平也算是北方的重镇，所以朱元璋将老二、老三安排在西安、太原，而把老四安排在了北平。可是这么一来，朱棣的就藩时间就比两个哥哥往后推迟了两年。
其实朱元璋这几个年长的儿子，能力性格各方面都差异很大。比如秦王朱樉就未必愿意离开宫廷前往封国。要说起来，在这三个儿子当中，大概晋王朱和朱棣是愿意就藩的。但他们两人的性格又各有不同，朱比较跋扈，爱对下属耍脾气；而朱棣则比较沉稳，懂得体恤属下。因此在这三个年长的藩王中，朱棣应该算是各方面最出色的一个。
没有能够成为第一批就藩的藩王，朱棣这次回到凤阳心里肯定不大好过。他本来以为这次可以很顺利地去北平藩国了，结果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愣没去成。那两个不如自己的哥哥，反倒神气地去了北国重镇，这不仅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心里难免有挫折感。别看朱棣这会儿还年轻，但他确实不简单，他居然不动声色，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现，很淡定很坚忍，只把此后这两年凤阳的生活当成进一步了解民情的机会。
史书上没有记述朱棣这两年是怎么度过的。等到他夺位登极，做了皇帝以后，他曾经十分感慨地说：“朕少时尝居凤阳，民间细事，无不究知。”意思是说，他少年时曾居住在凤阳，走街串巷详细调查了许多民间的细琐之事，以至于到了无所不知的地步。那么朱棣都做了哪些实地调研呢？
我想最主要的应该是了解民情，为将来如何治理天下做准备。想必大家都知道“凤阳花鼓”吧，花鼓调词是这样唱的：
说凤阳，道凤阳（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其实明初的凤阳实在算不上是好地方，当时挺贫穷落后的，所以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把一些富户迁来，一是想打击一下这些富户，挫挫他们的锐气，同时也想利用他们的财产改变一下凤阳贫穷落后的面貌。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不仅没能让凤阳老百姓脱贫致富，反而使这些富户也破产变穷了，所以民间才唱出这样的花鼓调。他们每年春天唱着这样的花鼓调，一路卖唱，回原籍去祭扫先人。这就等于在广泛地对凤阳进行负面宣传，造成很坏的影响。这是个现实的社会问题。
朱棣当时生活在凤阳，对民怨当然了如指掌。他当时就开始思考了，如果将来由他来治理这个国家，他应该怎么做呢？后来他当了皇帝，虽然也沿用了朱元璋迁民的办法，可是他比较聪明，吸取了前车之鉴，接受洪武朝的教训，在方式方法上有所调整，就没有再发生像“凤阳花鼓”中唱的那种情形。
此时，朱棣都二十一岁了，还只能待在凤阳老家，不动声色地等着朱元璋的安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让他就藩。就在这时，京城传来消息，京城里出大事了。朱棣在耐心等待两年后，运气终于来了，因为这件大事促成了朱棣立刻得以就藩。这是一件什么大事呢？
鸟尽弓藏
原来是丞相胡惟庸被人告发图谋造反！这件事发在洪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农历正月，在明史上被称作“胡惟庸案”。胡惟庸谋反与朱棣就藩有什么关系呢？
胡惟庸本来只是个中书省小吏，做过县官，后来仗着自己是淮西（也就是今天淮河流域西部安徽和苏北一带）人，再加上他本人的干练，在左丞相李善长身边，受到李善长的赏识，一步步混了上来，后来居然做上了丞相的位置。“淮西人”这一名头有何特别之处呢？这个身份在当时非同寻常，因为朱元璋就是淮西人，跟着他打天下的旧人也大多是淮西人，胡惟庸就是属于这个集团内部的人。
朱元璋建国之初，朝廷中的高层官员主要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集团，一派是以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就是以今天浙江东部地区人为主体的一个集团。淮人集团不但人数众多，势力强大，而且又与武官中的功臣关系密切，但是整体素质不高。史书中曾说“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贝琼：《清江集》），这里的“楚客”、“淮人”，指的就是朱元璋的老乡。而相反的，浙东集团人数远不及淮人集团，与武臣也没有深层关系，但是文化素质高，在朱元璋建国过程中起的作用也很大。
这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在设置丞相的问题上就尖锐地表现出来了。起初左丞相是李善长，右丞相是徐达。后来因李善长年岁大了，朱元璋想换一个人做丞相。有一天他问谋臣刘基：“你看让谁当丞相好啊？杨宪这个人怎么样？”刘基与杨宪的私人关系甚好，但是他却反对让杨宪做丞相。朱元璋问他缘故，刘基说：“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意思是说做丞相的人不但要有才能，还必须处事公平，无私人之见，但是杨宪并不具备这些优点，所以不适合为丞相。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此人太过偏浅。就是说这个人又偏执又肤浅。于是朱元璋再问胡惟庸怎么样？刘基说，他就像是个小牛犊子，早晚会因不守约束而惹出事端的。一连问了几个人，都说不合适，朱元璋有点不高兴了，于是说，如此说来，那就只有你刘基最合适了？刘基连忙回答道，我这个人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一贯喜怒形于色，做事太急，不善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我当丞相，恐会有负上恩。说来说去，没有一个合适的，朱元璋相当郁闷。最后，在李善长退休不久，朱元璋还是选胡惟庸做了丞相。
胡惟庸为丞相后，自恃有李善长等人支持，处事专断。朱元璋渐渐对他不满起来。到了诸王开始就藩以后，朱元璋更是下决心除掉功臣，胡惟庸也便成为了这场斗争的一个关键人物。据传当时胡惟庸旧宅井中长出竹笋，一些拍马屁的人便奉承说这是胡丞相的祥瑞之事。后来又有人说胡家祖坟夜晚有光，那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祖坟上冒青烟”呀，那就表示这个家族要“火”起来了。胡惟庸也就以为自己有非同常人的福分，遂生邪谋。
这些其实都是民间传说，并不可信。但是当时胡惟庸确实权势过大，因此难免有些不法之事。据说他的家人过关时，仗着胡惟庸的势力，不但闯关，还谤辱关吏。这就好比今天的一些高干子弟开的是特权车，怎么会把收费站放在眼里呢？不但硬闯收费站，还很嚣张地打了收费站管理员。后来关吏上奏，朱元璋大怒，下令把胡惟庸的家人杀了。
不久，胡惟庸的儿子乘马车外出翻了车，马也死了，他儿子一怒之下就把马夫给杀了。这又好比你的车遭遇车祸，你就把开车的司机杀了，也确实太过分了！朱元璋知道后，下令让胡惟庸的儿子偿命。于是引发了“胡惟庸案”。后来的人还编出故事，说胡惟庸图谋造反，骗朱元璋说家里水井涌出澧泉，邀请朱元璋去观看，然后设伏家中。在朱元璋前去的路上，有一位名叫云奇的内侍，冲乱御驾，勒马欲言，因为气喘吁吁，一时说不出话来，左右卫士以为他要犯驾，将他击伤。云奇临死时用手使劲指着胡惟庸家，朱元璋终于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了，他明白了云奇的用意，登上城墙一看，胡惟庸家里满是伏兵，于是下令发羽林军围捕，将胡惟庸及其党羽捕获处死。
经史学家考证，其实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而且很可能根本就没有云奇这么个人物，完全是朱元璋编造出来的，这就叫政治陷阱。朱元璋布下这个陷阱，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我想他的目的主要有三点：
一、除掉权力欲日渐膨胀的胡惟庸；
二、借机除掉不让他放心的一批功臣；
三、通过除掉这些功臣，巩固和提高朱元璋的个人权威；
四、为朱元璋的继承人扫清危险。
胡惟庸案发后，朱元璋开始借机大肆诛杀功臣，株连被杀的功臣加上亲属数以万计。已经退休回家的儒臣学士宋濂，因为孙子被列入胡惟庸党，也被定为死刑。宋濂是太子朱标的老师，朱标对他是极为崇敬的，他因此为老师求情。可是朱元璋就是听不进去，急得朱标要去跳河自杀，这样威胁也不起作用，最后还是马皇后见劝说不行，便不肯吃饭，说是要为宋先生持斋。朱元璋才受到触动，免了宋濂一死，将其发配茂州。宋濂当时年事已高，又经此大难，行走到夔州，还没到目的地呢，就病死在路上。也有的史书中说他发配到茂州，病死在那里。
这一年，朱元璋趁机废掉了丞相制，从此定下了一个规矩--子孙后世，永远不许再立丞相。那时候没有宪法，皇帝的话就是最高法律，叫做祖训，朱元璋说子孙后代谁要是再敢立丞相，就是违背祖训。那还有谁敢呀？自从朱元璋立下这条规矩以后，明朝的皇帝不仅成为国家元首，而且还成为政府首脑，一个人掌控了所有权力，没有其他力量能制衡高高在上的皇权。
胡惟庸被杀后，事情还没有完结。史书中说，当时四方有仇怨的人，趁这个机会，互相告讦，指摘对方为胡党，造成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这种情况一直折腾了十年。十年后，也就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又重新把胡惟庸案摆上台面来。这一回，开国功臣李善长也名列胡党，结果李善长被迫自杀，朱元璋命令刑部以肃清逆党事播告天下，并公布《昭示奸党录》。但是其实事情远未了结。到第二年，朱元璋还在抓人杀人，罪名还是与胡党勾结。其实李善长虽然举荐过胡惟庸，却只能另结“李党”而绝对不可能成为“胡党”。一个名叫王国用的官员就在给朱元璋的上书说，李善长官至左丞相，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怎么会跟着胡惟庸造反呢？造反可是一件冒着性命危险的事情，就算造反成功了，李善长也仍然只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唯一的区别在于不是在朱元璋之下，而是换到胡惟庸之下而已，因此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奏疏上去后，朱元璋也不答复，事情不了了之，李善长仍然被扣上与胡党同谋的大帽子。
这个大案子还牵连到了朱元璋的第八个儿子潭王朱梓。因为王妃于氏父兄都被定为胡党处死，朱梓便与于王妃一同在王府中自焚了，上演了一场爱情与政治的壮烈悲剧。这个故事后来被人演绎成另一个版本，说潭王朱梓是陈友谅妃子所生的遗腹子，长大后造反，失败了便在宫中自焚，说宁见阎王不见贼王。这当然都是传说，不足为信。但是朱元璋为了大杀功臣，居然赔上自己的一个儿子，也足见这场杀戮的惨烈。
朱棣自然是不必掺和这些事情的。朱元璋越是大开杀戒杀功臣，朱棣的地位就越发显得重要，日子也就越好过。
其实，“胡惟庸案”这件事，迟早要爆发，何时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朱元璋拿胡惟庸开刀，目的在除掉功臣。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一边是封儿子，一边是杀功臣，朱家的天下由朱氏子孙直接掌控，朱元璋才能放下心来。这正是朱元璋计划中重要的一步。“胡惟庸案”一出，朱棣也就马上要前往北国了。果不其然，“胡惟庸案”发生两个月后，朱棣就接到就藩北平的旨令。
北国十年
农历三月，朱棣告别了春光旖旎的江南，率领燕山中、左护卫侍从将士五千七百七十人，前往北平，即将开始他的藩王生活。这一年他二十一岁。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一位二十出头的青年王子，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军队，从江南出发，仪仗马队，威武雄健，旌旗蔽空，衣甲鲜明，那是何等的气势！
当时的北平，是北方的雄关重镇。这里曾经是元朝的京师大都，也是从中原通往辽东和塞外的要道。燕王府是在元朝宫殿旧址上改建而成的，基本保留了元宫的旧制。因此在诸王中，燕王府大概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封藩西安的秦王府，虽然地处汉唐故都，但年代久远，旧宫已无法使用。封藩开封的周王，王府建在宋代故宫旧址之上，但因宋朝南迁加之相隔元朝一朝百年，也已旧貌不存。这些新建的王府当然不会比皇宫规模更大。只有燕王府地处胜国故都、故宫之上，朱棣因此觉得自己非常与众不同。
朱元璋开始分封藩王的时候，各个藩王的封国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藩王们不仅有自己的军队，还有下属官吏，而且官吏的设置也很完善。有王相府、王傅府、参军府，下面设有典笺司、咨议官、王府教授，等等。洪武九年叶伯巨上书事件后，朱元璋不再允许藩王设那么多官职了，把原来的参军改为长史。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件东窗事发后，朱元璋以此为由，说从此不许设丞相，所以王府也就不许设王相府，把王相府也废了。王府的相、傅都是正二品或者从二品的大员，只比朝廷丞相低一级，一般由功臣出任，地位很高，被取消以后，王府官员就只剩下长史司，藩王的权力就更大了。王府的长史负责王府的政令，同时还要保证藩王们遵守规矩，不能违法。朱棣到了北平的燕王府，这一套护卫、官属也就都齐全了。北平也就几乎成了他的一个独立的小王国。
明初诸王当中，娶了功臣女儿为王妃的不止是潭王一个，朱棣的王妃徐氏就是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女儿。这样说起来，朱棣还真幸运，他的老丈人是魏国公徐达，是朱元璋少年同伴，也是开国的头号功臣，又一直统兵在外，按说首先会遭到朱元璋猜疑。但是只因徐达做事极为谨慎，又对胡惟庸等人做法不满，从不与之交往，因此倒没有被牵连到胡惟庸的案件中，成为明初保全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主要功臣之一。
不过此时的徐达，年事渐高，长期在外领兵征战，已经感到力不从心，虽然有时候还受命主持北平军务，但其实已经不能起到很大作用了。可即使如此，徐达也没有能够逃脱噩运。后来徐达患病，背上长疮，据说这种病最怕吃鹅肉，朱元璋偏偏就派人给徐达送去蒸鹅，徐达含泪吃下，病发而死。不过徐达总算是病死的，对朱元璋来说最为合适，既除掉了功臣，又保全了功臣的面子。朱棣既然已经就藩北平，这一带实际掌控军队的权力，也就慢慢落到他的手中了。
自从“胡惟庸案”起，朱元璋就像脱了缰的烈马，杀戮功臣的步伐就没有再停下来过。朱棣来到北平后不久，广东又传来消息，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也犯了案。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朱亮祖是一位勇悍善战而不知学的武人，平日所为多不法。他镇守广东时与当地土豪勾结，欺行霸市，番禺知县道同将一些土豪抓了起来，这些土豪家便向朱亮祖行贿，请他帮忙，网开一面。朱亮祖设酒宴请来道同，让他放人，谁知道同是位清廉正直的官员，不买朱亮祖的账，而且说：“您身为大臣，怎么受小人的役使！”意思是说，您作为一个高级官员，怎么傍大款呀，还为他当奴才。朱亮祖见说情不成，反而被骂了一顿，恼羞成怒，第二天派人强行将在押的土豪抢走，后来又找机会将道同痛打了一顿。
当地有个姓罗的富人，将自己的女儿送给朱亮祖做妾，仗着朱亮祖的势力胡作非为，道同将他关起来治罪。朱亮祖又派人抢了去。道同哪里是姑息养奸之人，于是上奏朱元璋。朱亮祖知道后，恶人先告状，上书反诬道同。朱元璋当时不了解情况，轻信了朱亮祖的一面之词，下令将道同处死。随即又接到道同的上奏，在明白了真相之后，又连忙派人前去追回处死道同的诏令。可惜来迟一步，后面的使臣赶到时，道同已经被杀。朱元璋为此大怒，第二年将朱亮祖召到京师，连同他的儿子一起用鞭子打死。朱亮祖有此下场当然是咎由自取，而朱元璋也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机会，一方面杀鸡儆猴，一方面也除掉了那些横行不法、为非作歹的功臣。
这些事情对于朱棣的影响的确不小。朱棣做了皇帝以后，在杀人这方面，与他爹相比，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有自己原则，就是不杀功臣，这既继承了朱元璋的残酷，又吸取了朱元璋的教训。
太子朱标与朱元璋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他从小受到宋濂等儒臣的教育，是一位忠厚仁柔的儒生式的人物。他眼看着父亲滥杀功臣，很是不满。朱元璋为了教育他，让人找来一根棘杖，就是长满刺的棍子，让他去拿。太子看着棍子上的刺，无从下手。朱元璋于是对朱标说：“如今我所诛杀的人，都好比这棍子上的刺，我把他们除掉后，再把木棍交给你不更好吗？”谁知太子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您老人家要是一位像尧舜一样的好皇帝的话，下面的臣民也会成为良民的。朱元璋听了勃然大怒，抓起一把椅子打将过去，太子慌忙跑开了。父子间的一次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
朝廷里是这个情形，那么朱棣此刻在北平又如何呢？
从史书中的记述看，朱棣在刚到北平的前几年几乎无事可做。从表面上看，与他在凤阳的情形差不了多少--读读书，练练武，到四郊体察体察民情，了解了解民意。但其实可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大家知道，凡是要成就事业的人，都会卧薪尝胆，深谋远虑，成大事者，人才最可贵。朱棣利用一切机会广纳贤才，以为后用。朱棣也不例外。他在北平不仅与王府护卫将士们结为死党，而且在北方军卫中还结交了不少朋友。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得力帮手。
虽说在外当个藩王，有自己的独立王国，日子过得挺舒服，可是朱棣并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藩王，他有自己的心思。我们在前面也说过了，朱棣一直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早晚有一天是要当皇帝的。那么怎样才能当上皇帝呢？当然不是跟他父亲朱元璋抢夺皇位，他的目标是想要争取当上朱元璋的皇位继承人。此时皇位的继承人是太子朱标。可是太子过于仁柔，年岁稍长些的藩王们就开始不安分了，都想从太子手里夺得皇位继承权，这叫做夺嫡。在这些藩王中，朱棣算得上是最积极的一个。
就在这个节骨眼，京城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次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朱棣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可是千古难遇的奇才，从此更激发起了他的夺嫡之心。京城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而朱棣又遇到了什么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