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年初的一个上午，在“小提包”任职期间，我们正准备去石灰石料场。这时，“小提包”告诉我们，克勒曼少校下达了命令，在路上和石灰石料场都不准讲话。“从现在起不准讲话！”他高声叫着。
对这个命令，大家都感到失望和气愤。说说话、讨论讨论问题是我们可以减轻劳动强度感的唯一方式。由于不准讲话，我们在去石灰石料场的路上当然也就不能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吃中午饭休息期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班子和其他政治组织的首脑们秘密地制定出了一个方案。
在我们悄悄地制订方案的同时，克勒曼少校本人也来到了我们吃午饭的棚子里。这是极不平常的，在我们如此简陋的棚子里从来没有如此高级别的人来看望过我们。他咳嗽了一声说，他的命令是错误的，只要不大声喧哗，我们可以在石料场讲话。他让我们继续吃我们的午饭，然后，转身走出了棚子。我们为取消不准我们讲话的命令而感到高兴，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取消这个命令。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狱警不再强迫我们非常努力地干活儿，“小提包”也尽可能地向我们表示友好。他说，作为友好的一种表示，他决定撤销对我们的一切指控。
那天下午，我发现自己被从靠近监禁区入口处的第4号牢房转移到了靠后面的第18号牢房。我的所有东西都被搬到了新的牢房。作为惯例，也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
我们猜测，可能是有人来岛上访问。我之所以被更换牢房，是因为当局不想让我第一个与来访者交谈。如果每个囚犯轮流发表他们的不满意见，在来访者到达第18号牢房之前，监狱当局就可以说：“时间到了！”我们决定，为了统一，如果有人来访问，每个人仅限于向来访者反映自己的意见，其他意见都由第18号牢房的人负责集中反映。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小提包”告诉我们，我们不去石料场了。然后，克勒曼少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对我们说，海伦·苏兹曼女士不久将来岛上访问我们。海伦·苏兹曼是议会中唯一一位自由进步党党员，也是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唯一真正的反对派。不到15分钟，苏兹曼女士在监狱管理局局长斯特恩将军的陪同下走进了我们监禁区的大门。她一一看望了每个囚犯，并询问每个囚犯是否有抱怨意见。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有许多不满意见，但是，我们的代言人是走廊那头的纳尔逊·曼德拉。”让斯特恩将军吃惊的是，苏兹曼很快就来到了我的牢房。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并热情地作了自我介绍。
与法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不同，他们可以不经允许而直接到监狱进行访问，而议员则必须先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才能到监狱来。苏兹曼女士虽然不一定是唯一的一位，但却是为数不多的对政治犯感兴趣的议员之一。关于罗本岛有许多传说，因此，苏兹曼女士亲自来岛上开展调查。
因为这是苏兹曼女士第一次来岛上进行访问，所以，我首先让她放心行事。她非常自信，完全不在乎周围的环境，她建议我们立即开始谈正题。斯特恩将军和监狱长站在她身边，但是，我谈问题并没有转弯抹角。我告诉她，我们希望伙食和服装能得到改善，并要求伙食标准应该人人平等。我们希望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我们没有获取信息的权利。例如，我们不能看报纸和其他更多的资料。我告诉她，狱警们野蛮粗暴，特别是范·任斯博。我说，他前臂上还刺着纳粹“卍”字标志。海伦的反应就像是一个律师。“好，曼德拉先生，”她说，“我们不要把话题扯得太远，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刺的。譬如说，是不是他父母给他刺的？”我向她保证，肯定不是他父母给他刺的。
正常情况下，我不会对某一位狱警提出不满意见。在监狱中，最好是围绕总的原则目标开展斗争，而不能与个别人进行纠缠。但是，不管一个狱警多么冷酷无情，他总得要执行监狱里的规定。不过，范·任斯博自己属于另一类情况。我们认为，如果他不在罗本岛，我们大家的情况将大不相同。
苏兹曼女士听得很认真，把我说的情况一一记录在了一个小笔记本上，并许诺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司法部。然后，她察看了我们的牢房，并与其他人简单地进行了交谈。看到这样一位勇气十足的女士走进我们的牢房和在我们监禁区的院子里漫步，本身就是一种少有的、令人称奇的景象。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心怀善意进入我们牢房的女议员。
在苏兹曼女士来访期间，范·任斯博显得十分紧张。凯西说，在苏兹曼女士与我们谈话的时候，范·任斯博就他过去的所作所为表示了道歉。但是，他的悔悟并没有坚持多久，因为第二天他就告诉我们，他将恢复对我们的所有指控。后来我们得知，苏兹曼女士把我们的情况上报到了议会，她访问后仅仅过了几周，“小提包”就被调离了罗本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