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thulele”（文雅一号），这是我们对看管我们在石灰石料场干活儿的那个宽容而讲话和气的狱警的称呼。当我们干活的时候，他总是例行公事般地站在远处，只要我们遵守秩序，他似乎对我们干什么并不介意。当他发现我们倚着铁锹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他从来也不训斥我们。
我们对他也十分尊重。1966年的一天，他走到我们面前说：“先生们，雨水把路上的线冲没了，今天我们需要20公斤石灰。你们能帮帮忙吗？”尽管我们当时已经不需要干什么活儿，但是，由于他对我们十分尊重，我们也都愿意帮助他。
那年春天，我们感到当局从一定程度上说对我们变得越来越亲切和温和，岛上盛行的严格管制制度有所放宽，囚犯与狱警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了一定的缓解。
但是，这种宽容并没有维持多久，9月份的一个上午，这种宽容就突然不复存在了。当时，我们刚刚从石灰石料场放下我们手中的镐头和铁锹，准备去锌皮棚吃午饭。当一位普通犯人推着饭桶朝我们走来的时候，他低声说：“沃尔沃德死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消息很快就在我们中间传开了。我们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敢相信他所说的话，而狱警们则似乎不知道有什么重要事情即将发生。
我们不知道这位首相是如何死的。后来，我们听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白人议会通信员把沃尔沃德刺死的，但我们不知道他刺死沃尔沃德的动机是什么。尽管沃尔沃德认为非洲人比动物还低级，但他的死并没有让我们感到丝毫的高兴。我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来不支持政治暗杀。政治暗杀是一种对待敌手的野蛮方式。
沃尔沃德被证明既是种族大隔离的理论干将，又是种族大隔离的实践大师。他史无前例地创造了班图斯坦和班图教育体制。在他被刺之前不久，他还领导国民党进行了1966年的大选。在这次大选中，种族隔离党派赢得了多数，获得了126个席位，而合众党则获得了39个席位，进步党只获得了1个席位。
正如岛上常常发生的那样，我们总是从我们的狱警那里得到重大的政治新闻。但是，第二天，狱警们显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他们把气都撒在了我们的身上，这种花了几个月才得以缓解的紧张关系忽然又紧张到了极点。当局开始对政治犯进行镇压，好像我们的手中正握着刺杀沃尔沃德的匕首一般。
当局总是在怀疑我们秘密地与外界各种力量保持着联系。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米比亚的盟友——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成立的游击队，袭击南非警察的浪潮也使南非当局非常担心。我认为，当局过高地估计了我们。政府认为，我们新组建的民族长矛军羽翼已经丰满，足以成功地打垮政府。但是，这种怀疑只能说明他们这些心胸狭小、目光短浅的人开始感到不安，他们不是把问题归咎于自己的错误政策，而是归罪于他们的对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对我们的惩处绝不是新出台的正式政策，而是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岛上时的严酷环境的再现。“文雅一号”被一个邪恶无比的家伙所取代。他名叫范·任斯博，在沃尔沃德被暗杀后，他被派到岛上对我们实行24小时监视。他很有名气，因为他的名字在囚犯中就是“残忍”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