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季的一天，我们发现早饭的粥上漂着闪光的肥肉，晚饭的半流质食物里也有大块大块的肉。第二天，有人还领到了新衬衣。石灰石料场的狱警们和我们监禁区的狱警们似乎对我们恭敬有加。对此，我们大家都感到有些怀疑，在监狱里，条件的改善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一天后，我们得知，国际红十字会官员将于第二天到岛上来。
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他们比以前的任何探视者都要重要。国际红十字会是一个负责任的、独立的组织，是西方国家和联合国关注的国际组织。监狱当局很尊重国际红十字会，我在这里用“尊重”这个词，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害怕”的意思，因为当局只尊重他们害怕的人和组织。监狱当局对能够影响世界舆论的一切组织都不信任，不把他们当作合法的、忠诚相待的调查者，而是把他们视为能欺骗则欺骗的爱管闲事的人。避免国际舆论的谴责是当局的主要目的。
在那些年月，国际红十字会是唯一既能够倾听我们的抱怨意见又受我们爱戴的组织。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当局不听我们的抱怨意见。按规定，当局应当提供了解我们的抱怨意见的正规程序。他们也的确提供了让我们反映意见的渠道，但是，他们仅仅是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每到礼拜六上午，狱警队长就进入我们的监禁区吆喝：“Klagtes en Versoeke! Klagtes en Versoeke!”(快提意见和要求!快提意见和要求!)我们中许多人排着队找狱警队长，因为几乎大家都有抱怨意见和要求。我们纷纷对伙食、囚服和探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的意见。狱警队长对每个人点点头，只是说“Ja, ja”（是，是）,然后就喊，“下一个！”对我们所提的意见连记录都不记录。如果我们以我们组织的名义说话，狱警们会大声说：“这里不允许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或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Verstaan?（懂不懂）”
在国际红十字会官员来访问前不久，我们向监狱长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意见书。当时，只允许我们用纸和铅笔写信。我们秘密在石灰石料场和厕所里相互征求意见，然后，综合成一份意见书。我们把意见书递交给我们的狱警队长。他不接受我们的意见书，并指责我们写这样的意见书是违反规定的。我们向国际红十字会提的意见之一就是监狱当局不听取我们的抱怨意见。
在国际红十字会组织来访的那天，我们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与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见面。那年，甚至随后的几年中，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一直是森恩先生，他在他的国家瑞典曾经是监狱管理局局长，后来移民到了罗得西亚。森恩有55岁左右，是一个沉默寡言却又有点神经质的人，对当地的环境似乎一点都不满意。
会见是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与几乎所有的其他人访问和探视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要求听取我们的所有抱怨意见，并且听得很认真，还不住地记笔记。他十分客气，对我所告诉他的一切表示感谢。尽管如此，他的第一次访问还是使我们感到相当紧张。我们都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目的。
我们对我们的服装十分不满，实话实说，我们不想穿短裤，希望有合适的衣服穿，其中包括短袜和内衣。当时，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对我们的伙食、探视、通信、学习、早操、工作条件和狱警的工作作风都提了意见。我也提了一些我知道当局将不会予以满足的要求，例如，希望被转到离我们家较近的监狱。
